有段时间,张沛超老师发布一篇关于咨询语言的文章,这让我想起严歌苓曾经写过她的咨询经历:比起母语而言,英文水平当然要差上许多,她因此以为自己在分析之中更像 5 岁的孩子,不去修饰,带着野蛮的劲头。
我想她的感觉可能并不一定都是语言本身的变化所带来的,也有退行的原因,但是这种对比本身是有趣的。
朋友认为面对英国咨询师更容易讲出「八卦」,但对着中国咨询师却很难开口,好像非母语会有消解羞耻的天然优势。
使用英文进行咨询早就超越了语言本身,而跨越到了文化范畴。
手势比划「引号」反讽,直接到有些粗暴,对于更习惯去说「今晚月色很美」的亚裔,英文是不是本来已经是一种释放?
就像使用英文进行咨询好像更易表达攻击。I hate you 没有什么大不了,可是「我恨你」总嫌夸张。「讨厌」、「不喜欢」……到底词不达意。
「文化差异」却从来都是伪命题,因为人与人之间的鸿沟岂非大于文化?
陌生反而造就一个好奇的空间,而精神分析之中,「好奇」总是一件重要的事。
我想并非全然由于语言的改变,因为不同咨询关系一定会有不一样的走向,可我总是在和英国分析师讨论着虚构作品,如果它们本来是中国背景之下熟悉的传说就更加有趣。「他者」能从你习以为常的事中看出端倪,或许就像严歌苓与之讨论那个十年发生的事情一样,我们总是需要距离才能看清。
李翊云使用英文写作,但以为这自然不过,英文是属于她的语言,部分因为不想家人看到自己的写作,也不允许中文译本的存在,这也是一种距离。
无论如何流利表达也有一份哀伤,因为不能以本来面目出现,必须借助另外一种方式。必须如此努力才会有被理解的可能。就像被改造了太多次的中国字,不是故意带出的翻译腔,这份失落也包含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