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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忽略的父亲功能
容器之外，我们还需要什么？
- 文 / 乔晓萌 波士顿精神分析研究生院（BGSP）博士生
- 题图 / Midjour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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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功能；临床；
引言：我们在强调什么，又忽略了什么？
在当代精神分析治疗的实践中，我们越来越倾向于强调「母亲性」：足够好的母亲、情感容器、共情、holding、支持……这些概念为我们面对创伤、焦虑、情感崩溃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对「母亲性」的强调并不是偶然。它是从「去中心化」、「创伤政治」、「非神经症结构」的兴起中自然生长出来的。我们越来越谨慎地对待解释，越来越推迟语言的介入，越来越倾向于把分析师放在「陪伴」与「容纳」的位置上，而非解释的、立场性的象征他者。
我自己长期也在这一导向中工作，但近来的一些经验让我开始反思：当我们太快地放弃解释、过度延迟结构的介入，是否也失去了某些转化的可能？
——在这日益细腻的母性语言中，「父亲功能」（paternal function）逐渐沉默了。
我们当然理解「容纳」对来访者的意义，尤其是在处理那些结构不稳、情绪泛滥的个案时，这种母性的维度不可或缺。但当治疗关系中只有承接而缺乏结构，当我们只关注如何「容得下」情绪，而忽略了如何「组织起」情绪时，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就出现了：没有父亲功能的治疗，是否会陷入无限共生，而失去象征？
一、什么是「父亲功能」？——不只是禁止
在精神分析传统中，父亲功能常被简化为「禁止」或「超我」的体现，仿佛它只是对冲动的压制或对欲望的否定。但从拉康的「父之名」（Nom-du-Père）出发，父亲更深的功能，是引入象征秩序——使主体得以从与母亲的融合中分离，进入语言、规则、节奏与他者组成的世界。
这不是简单的压抑，而是一种为欲望赋予形式的操作：让个体明白，世界是有边界的，时间是线性的，欲望是可以延宕、可以思考的。
同时，Winnicott 与 Bion 对「母亲性」强调得非常透彻：容器、反思性空间、情感调节……这些当然重要。但如果治疗只是无限包容，而缺乏象征性的限制与结构，就可能沦为一种「没有框架的承接」——既无法帮助来访者建立内部秩序，也可能使治疗关系自身失重、失界。
二、父亲功能在临床中的意义：结构、节奏与命名
我们在临床中常常遇到这样一些来访者：他们的情绪如洪水般溢出，语言难以组织，生活缺乏节奏感，自我感脆弱不稳。他们的问题不一定是「没有人爱」，而是「没有结构可依」。这时，治疗的任务就不是单纯地容纳情绪，而是引入象征性的秩序。
这种秩序并不等于控制，而是像重力一样，赋予经验以方向和位置。固定的会谈时间、清晰的设置、对语言的命名、对节奏的坚持——这些都不只是「技术」，而是父亲功能的临床化体现。它告诉来访者：经验是可以被组织的，混乱是可以被思考的，情绪是可以有位置的。 父亲功能在此刻既不是冷漠的拒绝，也不是惩罚性的规则，而是一种象征性支持：一种让主体能够开始「组织自己」的可能。
而埃兹里克（Eizirik, 2015）在《父亲、父亲功能与父亲原则》中 (The Father, the Father Function, the Father Principle) 认为，无论分析师采用何种理论取向，甚至是场域理论或主体间性理论，父亲功能始终存在于临床设置中。父亲原则作为心理结构的一部分，意味着能够搁置目标、延迟满足，并在与母亲客体的交流中发展。这一观点提醒我们，父亲功能并非外加的技术，而是内在于心理结构的组织原则。
戴蒙德（Diamond, 2017）在《精神分析技术中缺失的父亲》中 (The Missing Father in Psychoanalytic Technique) 强调，有效的分析工作需要分析师同时持有母性与父性两种功能模式，形成「分析师内在的足够好的夫妻关系」。当分析师过度倾向于母性容纳而缺乏父性边界时，分析关系可能陷入无意识共生状态，不仅无法帮助病人建立心理结构，分析师自身也会感到耗竭和失去思考能力。
三、父亲功能也是一种容纳
佩雷尔贝格（Perelberg, 2015）在《被谋杀的父亲，死去的父亲：重访俄狄浦斯情结》 (Murdered Father, Dead Father: Revisiting the Oedipus Complex) 中指出，区分「被谋杀的自恋父亲」与「死去的象征父亲」至关重要。前者是父权力量的原始形象，无法被象征化地接受；而后者则是在孩子心理结构中被象征化的父亲，能够建立法则。这一区分有助于理解为什么当今许多病人无法建立象征性秩序与有效的心理边界。
我们习惯把容纳等同于「母亲性」，但其实父亲功能也能容纳，只是方式不同。它不靠情绪上的同频共感，而是靠结构性的保护。它设立边界、引入节奏、命名模糊，把来访者从无形的情绪淹没中拉回语言与思考。
这种限制，不是阻断情绪，而是让情绪「有地方可以去」，可以被标记、被处理。这种象征性的containment，比情绪性的支持更长效，更接近个体自我调节能力的建立。
尤其对边缘型来访者来说，flooding 不是例外，而是常态。而真正的 containment，不只是安抚他们的情绪，更是帮他们在生活中建立秩序本身。规律的作息、可以预期的关系、节奏性的表达……这些「非情绪」的东西，本身就是情绪得以生存的土壤，而这，正是父亲功能的体现。
四、缺席的父亲功能如何反噬治疗师？
我们常常低估了一件事：如果治疗中没有父亲功能，不仅来访者会失控，治疗师也可能逐渐失去结构感。
在面对持续 flooding 的来访者时，治疗师若始终维持在「共感」和「承接」的位置，很容易陷入一种被动服从与主动补偿交织的共生状态。他可能一边不停给予，一边也感到被吞噬与耗竭。他的回应不再出于理解，而是出于一种求生式的顺从。
这时候，治疗师的位置就从容器变成了受虐者。而这种状态，恰恰是很多来访者在家庭中熟悉的图景：受虐的母亲，养出受虐的孩子。如果分析师无法正视并保护自己的需求，无法设立边界与象征位置，他所提供的就不再是 containment，而是一种无结构的共生——一种倒向性的重复，而非分析性的转化。
五、中国语境下的父亲功能缺席
冈萨雷斯-托雷斯和费尔南德斯-里瓦斯（Gonzalez-Torres & Fernandez-Rivas, 2019）在《父亲令人不安的存在》(The disturbing presence of the father) 指出，父亲功能的发展是一场持续的斗争，抵抗着分离与疏离。这种父亲的缺位，不仅反映在家庭内部关系中，同时也影响着更广泛的社会结构。在当今社会中，父亲功能的缺失与民族主义、极权主义等社会现象相关，这些都体现了对稳定结构与边界的渴望。
在中国文化中，这种现象有着高度的家庭结构背景。很多来访者来自父亲情感上缺席的家庭——不是不在场，而是沉默、不说话、不设界限。而母亲则承担了过多的控制性情感照顾，最终形成「亲密到侵入」的关系模式。
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人，往往既没有象征秩序的内建，也无法真正分离。他们带着深层的依赖与混乱进入治疗，而如果治疗师继续以同样「无界限」的方式回应，便可能在无意识中重演这个结构。
因此，在中国语境下谈「父亲功能」并不是西方理论的简单挪用，而是对现实家庭结构的一种必要回应。分析师要提供的，正是这种在文化中长期缺位的象征维度。
六、结语：不仅是父亲，也不仅是功能
父亲功能并不是关于父亲这个人，也不仅仅是一套「功能」。它是一种象征性的存在，是一种结构性的支持，是让主体得以从情绪崩溃中爬起、重新组织自己的可能性。
它不是母亲功能的对立面，而是补充与平衡；不是对情绪的压制，而是让情绪能够生存的框架。 如果我们只关注情绪，而忽略结构；只强调承接，而忘记限制；只提供母亲，而不引入父亲，那么我们也许只是让来访者更深地留在了原地，而不是走向改变。
这正是我们今天必须重新思考父亲功能的原因。
参考文献
- Eizirik, C. L. (2015). The Father, the Father Function, the Father Principle: Some Contemporary Psychoanalytic Developments. Psychoanalytic Quarterly, 84(2), 335-350.
- Diamond, M. J. (2017). The Missing Father in Psychoanalytic Technique: The Analyst's Internal Couple and Maturing Intimacy. IJP Open - Open Peer Review and Debate, 4, 1-28.
- Gonzalez-Torres, M. A., & Fernandez-Rivas, A. (2019). The disturbing presence of the father: Paternal function and its initial developments. International Forum of Psychoanalysis, 28(3), 140-146.
- Perelberg, R. J. (2015). Murdered Father, Dead Father: Revisiting the Oedipus Complex. London: Routled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