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士顿笔记」已经成了年更的栏目，追不上我变化的速度，不像当年的「塔维笔记」还能定期捕捉我阶段性的学术状态。过去这一年，我在学术上、智识上、乃至人格上，经历了太多次的打碎与重建，很难逐一梳理。
「何苦开心」展现了其中的一些变化，但能够被写进来的只是极小的一部分——我真正的精力和表达欲，其实都放在学术写作、英文写作、自己网站的付费更新，还有虚构写作和艺术创作里。公众面向的精神分析写作，只能算一条支流。
但我还是想在一年之后打下一个木桩，留痕、记录，锚定变化，也顺便向大家做一点思想汇报。太多人对精神分析和西方机构带着未经检验的理想化，把精神分析师认证当作必要追求的终点，我的分享或许可以至少帮助松动一点迷思：每个人都在沉浮、辩证地走自己的路，对于精神分析来说，「终点」反而是最值得警惕的。
虽然题为「波士顿笔记」，但因为我数个项目并行，经验难以分割，一并记录在这里。只是以学术为主，临床留在他处在表。
倦怠期
过去一年，我进入了精神分析的倦怠期。旧的困惑已经解开，新的问题意识还没成型，我向来知道自己需要持续饱满的智识启发，所以才选择新的学院继续精神分析训练，之后又开始社会与文化方向的精神分析博士项目。
进入分析训练的时候，野心是查漏补缺、广博深入；但就像我很早说过的，因为芝加哥动力项目打下的底子扎实，我的训练个案也都是一周三次，分析项目的展开反而过于丝滑，缺少惊喜，甚至有些无聊。即使第二年有新的流派加成，第三年有自主决定的选修与独立研究，也没有太多起色。我的督导会共情我，说进度超前同样是一种困难体验，也与我一起涵容这份「无聊」，却也没有完全治好我的精神分析厌食症。
——这种时候，我只能暗自庆幸，幸亏还有博士项目。波士顿的临床课程与分析学院一样让我感觉重复，我很快申请了转学分，专注社会文化相关课程。我的导师带有文化心理学的背景，他的成长历程，对于学术的要求，打磨文章的方式，甚至他严苛的一面，对于思考的挑战，都是一种对我很有帮助的教育。新的课程、视角、理论与理论家，补足了一些我在分析学院没有得到满足的精神食粮。
但是讨论依然显得集中于同温层：我就着同伴的话语取暖，询问导师这些重要的问题为什么只能在这里得到关注，也向他抱怨我很难找到具有文化视野的督导；导师耐心告诉我，精神分析对于社会文化的关注确实只是近年的事情，全美不也只有我们一家精神分析机构在做尝试，但也赞同我的批评：这种对于社会文化讨论的不足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否认（disavow）。
不务正业
那个时候枕边常有的是 Jessica Benjamin，是 Fanon，是 Laplanche，是 Sedgwick 以及更多像他们一样在精神分析边缘写作的理论家，主流话语里缺少的部分，我在他们的思考中找到共鸣。最终，真正帮助我找回活力的是倦怠期的种种「不务正业」。
虽然无聊，但我并不是没有快乐。相反，我在学院里意外拥有了一群真正意义上的家人。从创始成员、第一届毕业生，一直到去年的毕业生，我们彼此支持、陪伴，共同读书、思考。他们之中有行业泰斗，有最锐利的思想家，也有年轻而有潜力的新秀，哪怕有时不是针对具体的学术主题，他们思维方式与为人处事都深深影响我。
我也参加了学院内外，包括美国精神分析协会的一些委员会。由于精力有限，现在主要活跃在少数几个。和学院的家人相比，这里更像是同伴与同事。我发现自己并不常与候选人结伴，反而常常和资深分析师混在一起。委员会就像学生时代的社团，只是话题换成了精神分析与其他。AI 理事会甚至带着一点初创科技公司的气味，我认识了不少带有 geek 气质的分析师，一时间感觉奇妙，我的两个世界终于交织在一起。那些真正让我兴奋的问题，我终于可以和前辈们一起思考，而不是孤零零地自己琢磨。
我联系了不少「非寻常」的精神分析社群与机构（未来有机会也可以做个分享），英美都有，他们在做非常有趣的实验，比如将精神分析与行动结合，将精神分析扩展至少数族裔等。我当时正在策划一份 newsletter，和许多创始人有过交流。以此为契机，忙碌的训练中，我也一直坚持至少每个月约一个我有兴趣接触，但尚未有机会一对一交流的分析师见面，哪怕只是瞎聊八卦，他们的生命经验让精神分析变得鲜活。
我不断写作与发表：学术的、非学术的、虚构的，在期刊、在 Substack、在 Room 和 TAP、在 CAI Report，拿到过论文奖，做 presentation，文章被编进课纲，被邀请教学，还做审稿。我没想到无聊且忙碌的一年，居然永远都在创作。
——今年夏天，我一度觉得自己已经被写作掏空了——写得太多，想着后面一年就老老实实读书，做一个海绵，吸收养分，不再写那么多。但实际上，只要一回到分析，我立刻又有了新的论文构思。处在一个不断思考的过程里，其实很难停止写作。所谓「生活在写作中」。
我开始制作自己网站的付费课程——之后还会详细和大家介绍——但很长时间都没有宣传，只是自娱自乐；因为钻研这些我真正感兴趣的内容本身就是回报。
我也回归了虚构写作与其他形式的创作，甚至做了一些 demo，也开始构思游戏研究的论文。这些毫无功利的创作带来一种纯粹的喜悦，是精神分析倦怠中的极大滋养。
连点成面
最初这些尝试只是对抗无聊的自救而已，回过头看，以博士项目的课程为起点，这些不务正业逐渐串起一条连接我的关切问题的网络，而持续发声、主动探寻也把我连接到了我想要连接到的关系和社群。
我得到了很多与写作相关的反馈，分析师们给我提供了许多可以进一步思考的角度；我热爱与编辑一起写作，今年以来认识的数位编辑都成了我很好的朋友，在一些很难的话题上坚定但不严苛地 push 我；我持续收到约稿，它们是我感兴趣、想要继续思考的话题；我被邀请进入到了一些真正能够滋养我的学习小组，和同伴一起读一些学院不会安排的 reading，这些讨论抵消了我在学院里感受到的无聊，让我能真正去思考精神分析；甚至想要加入的委员会，也大多是因为我在论坛上暴言被委员会主席发现直接把我叫进去的。
本来我觉得自己不可能再报任何项目了，但今年还是有两个我完全没办法 say no 的：一个是 P-HOLE 的解放性精神分析项目，一个是 Community Psychoanalysis。我现在一点都不后悔，因为它们给了我学院之外的充足养料。
在那些不务正业里，我重新找回了活力，找回了问题意识。最重要的是，我还在分析里不断成长，分析依然给我提供最重要的东西。
如果大家还记得我在「塔维笔记」里的种种吐槽，也就知道我从来不能安于现状，永远反对制度，生命不息、折腾不止。我不再期待学院能给我什么——它给不了。但我已经利用它锻造出来属于我自己的教育，构建了对我来说的滋养生态。说到底，教育本该如此：不是等别人输入，而是自己创造。
去理想化与厚度
由此再去反思这一年的「无聊」，我看到的是几件事情。
首先，它来自对厚度的追求。它一部分来自于导师，他不断地强调复杂性，强调 nuance，也来自于好的浸泡性学习小组体验。在这样一种打磨心智和思考的训练中，我对厚度的追求变得极端，对薄的、空的、没有思考的东西几乎无法忍受。而当批判理论的视角给了我新的敏感之后，我对那些不去批判、只是接受、没有反思的教育，也完全无法忍受。
与之相伴的是对精神分析教育本身的去理想化。我越来越清楚地看到，精神分析文本里有太多糟糕的东西需要反思，而学院里的批判性依旧不足，很多重要作者没有被认真对待。虽然偶尔有拨乱反正，但大体还是如此。精神分析教育带着殖民性的气味，是压迫性的机构。许多教育都不是教育，而是一种 toxify，这一点不只发生在精神分析之中。真正的教育，是在不断 detoxify 的过程中诞生的。
为了不要空对空，我顺手简单试举几个就在本周读到的例子：
来自 The Dissociative Mind in Psychoanalysis: Understanding and Working With Trauma via Elizabeth F. Howell & Sheldon Itzkowitz：
遗憾的是，现实事件在精神分析探讨中被排除得如此之远，以至于包括一种奇怪的「大屠杀否认」……面对压倒性的现实，精神分析师似乎退回到婴儿期幻想的首要性。大屠杀的创伤和病人之间的联系被最小化或回避。
幸存者 Clem Loew 讲述自己的分析经历：
是的，我理解你在大屠杀期间过得很艰难，但你父亲的行为呢？你母亲的行为呢？俄狄浦斯问题呢？前俄狄浦斯阶段呢？——讨论更多的是这些，而不是承认大屠杀这一事件本身的创伤。对我们许多人来说，大屠杀事件对早期的分析师来说并不真的重要。
来自我学院的分析师 Kris Yi - Transference and Race: An Intersubjective Conceptualization. Psychoanalytic Psychology 15:245-261：
Stolorow 等人（1987） 指出，在治疗中引入 投射性认同概念的另一个重要潜在陷阱：治疗师可能会将其用于自私的目的。通过将治疗师的感受解释为病人攻击性和敌意注入的外来物质，治疗师可以保持一定程度的完整身份认同。在这种情况下，治疗师自身先前存在的弱点就不会在治疗师身上引起不愉快和痛苦的感受。
而这也是为什么我将继续旗帜鲜明地反对克莱因，不是理论或者技术，而是根本哲学观的立场：它会导致一种非常危险的滑坡推论。在这一点上，Jessica Benjamin 的模型提供了一个超越性的方案，但在更高层面的议题上，我们也要警惕任何理论的滥用（Psychoanalysis Under Occupation 一书提供了很好的例子）。
本周的 detoxify 之一来自 Carter Carter 正在发表中的论文：
精神分析从一开始就带有专制性的印记，「我们的精神分析谱系起源于专制主义，有一位专制的创始人」。弗洛伊德常常「屈从于动机性推理，当证据崩溃时拒绝改变想法」，例如他依赖维多利亚人类学建构「原始性」，但这些后来被证明是「种族主义、东方主义的幻想」。在《歇斯底里病因论》中，他甚至声称「穷人道德和智力不足」。这种「对证据的轻率态度」最终使精神分析把证据当作「宣传」，而不是寻找真理的工具。
而对于后续学术工作，我也知道自己的方向：精神分析里太多糟糕的概念，必须被重新讲述、重新推翻、重新思考。我们不能再从那些陈旧错误的前提出发。尤其在中国语境下，我们需要的是转译，是重新书写，这是别人替我们做不了的工作。
在缝隙里起舞
我当然承认，仅仅站在一个纯粹的批判视角，本身也就成了 Sedgwick 所说的偏执阅读（paranoid reading）；我们更需要的是，站在当下位置，如何真正使用文本。毕竟，让我还留在这里的就是那些精神分析去芜存菁的部分。
最重要的是，真正从身体经验出发阅读文本，不盲从，不听信，也不为了单纯的否认而去否认。现在回过头来看，经过了数年的精神分析之旅，我到现在还在反对的观点就是最初接触精神分析时让我身体上非常不舒服与厌恶的。身体帮助我们存活下来，我们需要学会聆听它。
我知道这一刻的怀疑与批判也是 sinthome，也需要反思，但也知道自己需要它们给予我力量。凡事都有前缘，这没有什么不好的。
最终，即使精神分析是一个充满问题、甚至很糟糕的东西，我们仍然要在不断「成为」 （become） 分析师的过程中，创造自己的主体性。「成为」分析师，以它最好的形态，以它几乎不可能的形态（in its best form, in its impossible form）。即便时代在下沉，我们仍然要在缝隙里起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