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国内关于精神分析的翻译工作已经很丰富，特别是在临床领域有很多优秀成果。但精神分析应用于社会议题的探讨相对较少。我希望以「精神分析×一切」为主题，将精神分析视角带入社会领域，通过翻译和综述，探讨各类社会议题。我会介绍一些中文语境中少见的内容，希望这些引介能带来新的思考。

被商品化的情感劳动

五一劳动节特稿

• 文 / 乔晓萌 波士顿精神分析研究生院（BGSP）博士生
• 题图 / Midjourney
• 标签 / 情感劳动；晚期资本主义；

在五一劳动节这个传统以「生产性劳动」纪念劳动者的节日里，我想转向一种更少被谈论、却愈加重要的劳动形式——情感劳动（emotional labour）。这个维度在中文精神分析语境之中讨论较少，甚至文献本身也不丰富，但在我看来是一个非常必要、基本的反思。

在社会加速、社群瓦解的当代，人与人之间「自然性的亲密」日渐稀缺。而在这种结构性去亲密化的背景下，情感被转化为可供调动、调节、补偿和修复的资源，情感劳动也由此成为一种被高度需求的劳动形式，尤其在照护、教育、心理咨询与精神分析等领域显现得尤为明显。

然而，这种劳动并没有被视为真正的「劳动」。它往往被归入女性气质、母性本能或天性善良之类的「自然赋予」，从而被遮蔽其生产性和耗损性。这种遮蔽，事实上是一种结构性的否认——一种对情感劳动所内含的矛盾状态的否认：即情感既是人际联系的基底，也是被雇佣、被训练、被评估、被消费的商品。

正是这种被消费性，使得情感劳动者在晚期资本主义的结构中处于一种微妙的位置。一方面，他们的工作被不断需要；另一方面，他们的情感却又被降格为工具、手段甚至资本。

被商品化的情感劳动：精神分析中的「商品亲密」

丹尼尔·诺贝斯（Nobus, 2013）以拉康为视角，探讨了精神分析中金钱、转移与话语之间的复杂纠缠。他指出，在精神分析情境中，金钱的流动并不只是等价交换，更深层地牵涉到话语权、爱欲和主体性建构。在此意义上，精神分析师提供的并不仅是技术性服务，而是一种「被命名为爱」的劳动形式——它可以唤起、维系、调节被剥夺的亲密经验。

然而，正因为这种劳动形式本质上指向了依恋和移情，它才更易滑入商品逻辑之中。精神分析师「出卖」的不再只是时间与技术，更是一个能够容纳、回应、理解、承载的他者形象。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极有可能在不自觉中成为「商品亲密关系」的再生产者。

精神分析作为晚期资本主义的合作者？

琳恩·莱顿（Layton, 2013）的分析比诺贝斯更进一步。她从结构角度出发，明确指出情感劳动的兴起，恰恰与晚期资本主义中个体化（individualization）的进程密切相关。现代社会抛弃了传统的集体纽带，却没有为个体提供新的支撑结构，反而把建构「幸福生活」的责任全数推给个人。

在 Lynne Layton（2013）看来，精神分析师并非置身于社会结构之外的「中立容器」，而是深嵌其中的「专家」角色的一部分。Layton 指出，晚期现代性的「反思性主体」 (reflexive subject)，是一个在选择中过度焦虑的主体：面对众多生活选项、众多标准化的幸福脚本，个体需不断反思、修正与选择，才能维持自我一致性。这种「选择的自由」，在本质上常常转化为对「正确生活方式」的焦虑与负担。

而精神分析治疗，恰恰成为这一困境的出口之一。Layton 特别指出：正是在亲密关系极度不稳定、纯粹关系（pure relationship）被赋予过高情感价值的社会背景中，分析关系被某种程度上理想化为「最后的稳定场域」。在这种结构中，分析师可能被赋予极高的情感投射，也因此承担着巨大的情感劳动——既是承接，也是调节，是陪伴，也是再生产。

然而正如 Layton 所警示的那样，这种「容纳性的劳动」并不天然等于抵抗性。在分析师未对自身专业位置进行结构性反思的前提下，他们很可能陷入一种温和的、甚至是隐性的「正常化」机制中：协助个体重新适应社会，而非协助其想象社会的变形。

今天上课与导师讨论这个观点，他补充道：即使语言使用上的微小差别都暗示重大视角不同——我们是在帮助个体适应（被认为是正常的）社会，还是在（实际上是病理性的）社会中存活下来？

分析的另一种可能：抵抗性的想象空间

然而，精神分析就只能是资本逻辑的附庸吗？凯伦德（Kellond, 2019）给出了更为希望的一种可能：她将温尼科特的思想重新引入当代批判理论，认为精神分析——尤其是其「潜在空间」的概念——可以成为抵抗性的、生成性的想象场：一种非功利的、非表演性的亲密形态。

Kellond 从 1960 年代以来的反文化运动出发，重新评估 Winnicott 的临床伦理。她指出，Winnicott 所强调的「被看见」、「被接住」的空间，并非一定要在某种功能性结构中展开，而是一种「没有目标的存在」，是一种对真实感的召唤。而在 Kellond 的诠释下，这种精神分析的空间可以成为某种「潜在的抵抗性温室」，被重塑为「激进想象的练习场」。

精神分析师的情感劳动，在这里不再是「安抚性的容器」或「适应性机制」，而是一个「共存空间」 ：在其中，分析师与来访者可以共同怀疑「正常」、共同接纳混乱、共同忍受不确定。在这种关系中，分析的意义，不是「调节」、不是「治疗」，而是「存在」，是共同经历一种非生产性的时间与空间。

警惕象征面具与防御性知识

但要抵达这样的实践，前提是分析师必须保持对自己所处的位置的高度觉察。如梅因齐斯·利思（Menzies Lyth, 1990）早年对医院组织结构中「防御机制」的观察所指出的那样，制度性的情感劳动常常会通过「过度组织」、「过度理性」的方式来规避真正的情感接触。对精神分析师而言，这种「防御体制」也可能出现在理论面具与解释性语言中——我们用语言包裹不安，用术语逃避自身的位置。而这种情感劳动的双重性，以及「过度理性」本身就是许多同行在机构、医院、学校环境之中感到极端耗竭的重要原因。

诺贝斯 (Nobus) 提醒我们不要忽略钱的交换在分析中的「现实地位」，而莱顿则进一步指出，哪怕我们在语言上拒绝商品化，也可能在身体与关系层面重演着被商品化的机制。

正因如此，情感劳动的觉察性必须被置于分析工作的中心。

参考文献

• Kellond, J. (2019). ‘Present-day troubles’: Winnicott, counter-culture and critical theory today. Psychoanalysis, Culture & Society, 24(3), 323–343.
• Layton, L. (2013). Dialectical constructivism in historical context: Expertise and the subject of late modernity. Psychoanalytic Dialogues, 23(3), 271–286.
• Menzies Lyth, I.）（1990）. Containing Anxiety in Institutions and the Dynamics of the Socia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71:366–368.
• Nobus, D. (2013). What are words worth? Lacan and the circulation of money in the psychoanalytic economy. Modern Psychoanalysis, 38, 157–1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