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理想化是进入任何一个领域的起点。精神分析尤甚。
它吸引的，往往是对深度与救赎有极度渴望的人。理想化因此变得隐蔽、常态化，甚至被制度鼓励。
真正的成熟，不是抛弃热情，而是能够看清它背后的投射与幻象。
2. 深入一个领域，往往伴随着去理想化这个诚实且痛苦的过程。
它需要我们承认：自己曾经依赖过、崇拜过，也可能曾用这些信念伤害过他人。它不是否定整个领域的价值，而是拒绝再为它的问题找借口。
去理想化，不是离开，而是留下来，重新学习如何一起承担它的真实。
3. 中国对精神分析的理想化，根植于殖民羞辱创伤。
我们渴望通过引进“西方的深度理论”来证明自己也配得上文明。
但这不是转化，而是模仿；不是理解，而是臣服。
被殖民者不是在否认殖民者的权力，而是通过模仿来强化它。
——法农 Frantz Fanon
4. 精神分析不是凭空而生的，它有具体历史背景。
十九世纪末的欧洲、白人、男性、资产阶级、城市主体，构成了它的理论视角，也构成了它的盲点与局限。
5. 精神分析的创始来自创伤，也将创伤转化为结构性的僵化。
这些创伤未被处理，反而通过训练与模仿，转化为防御性的知识风格与态度，并且以此拒绝他人。
它们被当作传承，实则是创伤的代际传递。
学会不把创伤历史转化为权力优势与羞辱他人的工具，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面对的功课。
6. 精神分析是一种权力系统。
它习惯以“专业”与“中立”为名，遮蔽分析师的投射、控制与伤害。
许多制度性暴力，被命名为“移情的必然”，或“分析进程的一部分”。
7. 精神分析的训练体系深植父权逻辑。
它强调服从、继承、等级秩序：这不是自由的知识传递，而是一种仪式性的家族认可信仰。
8. 精神分析长期病理化边缘经验。
酷儿、跨性别者、女性、非西方文化者、精神疾病者……
这些经验被当成异常、偏差，而非人类状态的一部分。
9. 精神分析依赖一种沉默文化。
它对许多重要议题选择闭口不谈，或以过度抽象的语言包装为“深度”与“中立”。
如果我们使用动力学倾听，这其实是一种否认。而且，这种沉默，不只发生在精神分析内部。
10. 精神分析是一种心智模型，但不是唯一模型。
它经常排他，排斥神经科学、社会学、女性主义与跨学科视角。
它自我封闭，拒绝成为一门活的知识。
11. 知识与理论从来都不是中立的，精神分析也不例外。
它们总是站在某个位置、服务某种秩序、保护某种权力结构。
我们使用它的同时，也要时刻问：这个知识体系，允许谁说话？压抑了谁的声音？
12. 精神分析很糟糕。这是真的。
不是偶然，不是特例，而是系统性的问题。
13. 但精神分析的糟糕，并没有超越人性。
它的问题来自人性，也来自特定的社会结构。
它的恶，不是例外，不是意外，而是人性中防御与控制的延伸。
14. 正因为如此，精神分析无法单靠自己完成更新。
它需要女性主义、酷儿理论、神经科学与社会学作为解药。
这些不是修补视角，而是基本存活条件。
15. 精神分析很糟糕。是的。但也正因如此，我们才需要它。
因为它有能力直视幻象、命名否认、承认伤害——前提是，它首先对自己诚实。前提是，我们每一个人，对自己诚实。这不是一件“很难的事”。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而真正的精神分析，正是在这种不可能之中诞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