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活用是何苦开心的起点，试图通过一系列短文搭建精神分析与日常生活之间的桥梁；开启学术生涯后将其升级为精神分析活用 2.0，用以发布一些更加完整的应用精神分析文章。
社群精神分析（Community Psychoanalysis）一直是我非常关注、也深深共鸣的一个方向。早在我的播客第一期「精神分析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吗？」，我就曾经引用过德国早期分析师们的一些实践——他们尝试把分析带出诊室，回应社会不平等与集体创伤，而不只是服务于少数「能负担得起的人」。
遗憾的是，这样一种本来扎根于现实与伦理的传统，在今天的主流精神分析语境中已经越来越边缘化。这也是为什么当我今年看到 IPA（国际精神分析协会）与 APSA（美国精神分析协会）联合 Contemporary Freudian Society 发起关于社群精神分析的项目时，我是发自内心感到高兴的。这不仅仅是一次学术活动的启动，更像是一种迟到已久的回响——回应那句我们始终难以回答的问题：
精神分析这么深刻、复杂的疗愈方式，真的只能服务于极少数人吗？那些没有足够资源的人，那些不被社会主流定义为「合适来分析的人」，是不是注定要被排除在精神分析的大门之外？
社群精神分析（Community Psychoanalysis）正是试图回答这些问题的尝试。它不仅仅是一种治疗技术的扩展，更是对精神分析本质的根本性重新思考——将精神分析理论和技术应用于个体咨询室之外，探讨社会、政治和文化因素如何塑造个体和集体的心理生活，并通过这种理解来促进更广泛的社会疗愈和变革。
而我也可以借此机会向公众介绍这一失落但却重要的传统。本文部分来自于项目阅读资料。
被遗忘的初心：从「面向人民」到精英化
要理解社群精神分析的意义，我们必须回顾一个被历史尘埃掩盖的事实：精神分析从一开始就具有强烈的社会关怀色彩。
1918 年，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在《精神分析疗法的进展》一文中发出了一个振聋发聩的呼吁：建立「面向人民的精神分析」（psychoanalysis for the people）。他明确指出，社会有义务像提供外科手术一样，为所有人提供心理援助，因为神经症对公共健康的威胁不亚于肺结核。这不是空洞的理想主义，而是基于深刻的社会洞察。
这个呼吁迅速转化为具体的社会实践。在 1920 年至 1938 年间，欧洲各地涌现出众多免费精神分析诊所，这些机构的从业者明确将自己定位为「社会变革的促成者」。维也纳的精神分析门诊部（Ambulatorium）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它不仅开设了儿童指导中心，其分析师们还活跃于法院、医院、新闻界和学校，致力于推动心理健康与生理健康具有同等重要性的社会认知。
然而，历史的车轮带来了意想不到的转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在美国，精神分析经历了一个深刻的转型过程。「1938 法则」严格限制了非医师进行精神分析培训，这一看似技术性的规定，实际上开启了精神分析私有化和医疗化的进程。精神分析的社会维度被系统性地边缘化，它逐渐演变为一种服务于富裕阶层的私人治疗，而将黑人、原住民和有色人种（BIPOC）社区以及其他边缘化群体排除在外。
精神分析开始更多地关注个体内在的心理动力，而对社会结构、权力关系和文化背景的影响则相对忽视。这种去政治化和去社会化的倾向，使得精神分析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其最初的社会批判锋芒。
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随着「关系转向」（relational turn）在精神分析领域的兴起，以及社会心理学、批判性种族理论、创伤理论等多学科思想的交汇融合，精神分析才开始重新审视其社会责任和社会潜能。
这一复兴运动得到了国际精神分析协会的积极推动，该组织不仅设立了相关奖项，还组织了国际论坛来促进全球范围内的社群精神分析倡议。如今，众多机构如北加州精神分析学院（Psychoanalytic Institute of Northern California, PINC）和哈莱姆家庭学院（Harlem Family Institute, HFI）都在积极开展社群精神分析项目，试图弥合传统机构精神分析与社区心理健康需求之间的巨大鸿沟。
理论框架：超越个体的分析思维
社群精神分析的理论基础体现在多个创新概念中，这些概念共同构成了一个理解和干预社会心理现象的综合框架。
精神分析思维模式的三重层次
鲁登（Rudden）和特威姆洛（Twemlow）提出了一个具有启发性的分析框架，区分了三种相互重叠但又各具特色的分析师思维模式：
I型治疗思维（Type I Therapeutic Mind）代表了传统的精神分析模式，分析师在私人诊疗室中工作，主要关注个体内在的心理动力。这是我们最熟悉的精神分析形式，其重点在于探索个人潜意识中的冲突、防御机制和移情关系。
II型治疗思维（Type II Therapeutic Mind）标志着向社区的第一步扩展。在这种模式中，分析师直接在社区中与个体合作，但仍然保持相对传统的一对一治疗关系。例如，分析师可能会为经历创伤的社区成员或一线工作者提供服务，重点关注他们对共享创伤事件的无意识反应。这种模式开始认识到群体干预的重要性，但仍主要以个体为焦点。
III型社会/治疗思维（Type III Social/Therapeutic Mind）代表了最为根本的转变。在这种模式中，分析师将整个社区作为一个系统来工作，直接处理其中强大的、症状性的群体无意识力量。这可能涉及对社区中的各种机构——教育、卫生、警务、宗教团体——进行干预，以改善其任务执行、角色定位、边界管理和沟通系统。这种模式真正体现了社群精神分析的核心理念：将分析的焦点从个体扩展到整个社会系统。
社会无意识与群体自我
社群精神分析的一个核心洞察是认识到群体和社区中存在着无意识的动力，这些动力深刻影响着个体和集体行为。
群体自我（Group Self）概念由海因茨·科胡特（Heinz Kohut）提出，它被视为一种类似于个体自我的心理结构，代表着集体的无意识体验。群体自我包含着集体的核心抱负和理想，决定着群体的凝聚力和重要行动。它为个体提供了一种「第二层皮肤」——通过食物、音乐、价值观和世界观等情感纽带，为每个人的自我连贯和心理平衡提供基础支撑。
当群体受到威胁或干扰时，对「共同性」（the common）的需求会显著增强，这可能导致原教旨主义思想和保守价值观的盛行。这一现象在当代许多社会中都能观察到，它揭示了群体在面临不确定性时的心理防御机制。
社会无意识还承载着文化施加的创伤（Culturally Imposed Trauma），这些创伤源于种族歧视、历史不公和代际传递的痛苦。与个体创伤不同，这种集体创伤需要通过集体见证和意义构建来进行处理和疗愈，单纯的个体治疗往往无法触及其核心。
协作与可变框架
协作（Collaboration）被视为社群精神分析的基石。它强调精神分析机构与社区实践者之间的共同工作、相互学习和互惠互利。这种模式将精神分析实践定义为「与社区一起」（with the community），而非仅仅「在社区中」（in the community）或「关于社区」（of the community）。这种区分至关重要，它意味着将制度化精神分析与相关社区之间的合作关系提升为指导原则。
可变框架（Moveable Frame）概念挑战了传统精神分析对固定框架的强调。传统分析设置中的固定要素——特定的咨询室环境、规律的会谈频率、标准化的收费结构——在社区环境中必须展现出灵活性、谦逊和适应性。这一概念借鉴了桑多尔·费伦茨（Sándor Ferenczi）的「技术弹性」（elasticity of technique）思想，要求分析师像橡皮筋一样，既要顺应来访者的需求和社区的实际情况，同时又不能失去自己的专业方向和治疗目标。在社群精神分析中，分析师本身就成为了框架，需要根据具体情境动态地重新校准以满足来访者和社区的需求。
创新的干预方法
社群精神分析发展出了一系列独特的干预方法，这些方法既保持了精神分析的深度洞察，又适应了社区工作的实际需求。
反思网络疗法（Reflective Network Therapy, RNT）
反思网络疗法由乔治·克里曼（George Kliman）开创，最初用于学龄前儿童的治疗干预。这一方法现已扩展到初高中教育环境，并利用儿童和成人精神分析原则，在真实生活环境（如教室）中指导治疗技术的应用。
RNT 的核心理念是通过小型社会网络来改善学校氛围，促进所有成员的福祉。与传统的个体治疗不同，RNT 关注的是整个教育环境中的关系动力和互动模式。它不仅在临床和认知层面有效，更具有显著的时间与成本效益，其费用仅为其他治疗方式（如应用行为分析）的一小部分。
反思网络学校（Reflective Network School, RNS）是 RNT 概念的进一步扩展，它将精神分析观察和研究的焦点扩展到整个教职员工、学生家庭以及小型学校或教室的整体氛围。RNS 鼓励教师和心理健康专业人士学习和应用精神分析思维，加深对师生关系的理解，并通过隐喻和象征性思考帮助教育者识别互动中的「盲点」。
社会梦境矩阵（Social Dreaming Matrix, SDM）
社会梦境矩阵由戈登·劳伦斯（Gordon Lawrence）开创，代表了群体梦境工作的一种独特方式。这种方法的革命性在于它重新定义了梦境的所有权和意义构建过程。我在之前的 newsletter 之中提过在学院中的社会梦境矩阵体验。
在 SDM 中，梦境被视为做梦社区的共享财产，而非个人的私密体验。重点不在于分析特定的做梦者，而在于探索梦境本身所揭示的集体无意识主题和社会文化信息。这种转换创造了一个相对安全的心理空间，让参与者能够探索通常难以直接讨论的敏感话题和集体情感。
SDM 已被成功应用于探讨仇外心理、社会创伤、生态焦虑等各种集体无意识现象，并被视为促进审议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的有效工具。它提供了一种集体见证和意义构建的功能，可以被理解为威尔弗雷德·比昂（Wilfred Bion）所提出的「阿尔法功能」（alpha function）和涵容（containment）概念在群体层面的应用，特别有助于处理文化施加的创伤和集体记忆的整合。
转化式正义（Transformative Justice）
转化式正义代表了一种超越传统惩罚性反应的社会运动理念，它致力于通过非等级化的方法实现治愈和结构性社会变革。
这种方法的核心原则包括透明度、彻底的诚实和问责制，它挑战传统的权力结构和等级制度。在教育环境中，转化式正义可能体现为建立「公平委员会」，允许学生直接向学校管理层提出对不公正待遇的担忧，通过对话和修复性实践来解决冲突，从而挑战了传统的「学校到监狱」管道模式。
转化式正义的框架为社群精神分析提供了实现结构性和物质性变革的可能性，而不仅仅停留在象征性的改变层面。它鼓励将精神分析原理应用于人际、机构和社区层面，以在宏观结构层面实现真正的变革。
然而，这种方法也面临被商品化或被主流自由主义同化的风险，可能会失去其批判锋芒，过度强调个人责任而忽视系统性问题的根本解决。
批判性反思
社群精神分析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一系列深层次的挑战，这些挑战不仅是实践层面的，更涉及理论和伦理的根本问题。
「精神分析习性」的制约
借用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习性」（habitus）概念，我们可以识别出一种「精神分析习性」（Psychoanalytic Habitus）——在精神分析机构和从业者中通过社会化过程隐性习得并强化的倾向、态度和行为模式。
这种习性在制度化的精神分析中通过个人和群体层面运作，它指导着那些反映并维护群体规范的选择和行动，通常在无意识层面发生。精神分析习性可能包括：对敏感社会议题的沉默和回避、面对权力结构时的犹豫和顺从、对社会政治问题的模糊态度，以及对被主流排斥或边缘化的深层担忧。
更为关键的是，这种习性可能导致某些经历被病理化，某些声音和话语被系统性排斥，从而在无意中维护现有的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例如，将贫困社区的心理困扰简单归因于「个人病理」，而忽视结构性不平等的根本作用。
「传教士幻想」与权力不平等
社群精神分析面临的一个重要陷阱是「传教士幻想」（Missionary Fantasy）。这种幻想表现为分析师将自己定位为「拯救者」或『启蒙者』的角色，认为自己正在将先进的知识和治疗技术带给『需要帮助』的贫困或边缘化社区。
这种心态本质上体现了一种隐蔽的文化优越感和权力不平等关系。它将社区视为被动的「受益者」或「服务对象」，而非拥有自身智慧和资源的平等合作伙伴。更危险的是，这种态度可能导致将知识单向「赋予」社群，而不承认社区本身就拥有丰富的精神分析性质的知识和疗愈资源。
文献中对「社群」概念的模糊使用进一步加剧了这个问题。「社群」一词可能带有浪漫主义色彩、家长式作风甚至隐含的威胁性，类似于殖民者对「原住民」的凝视方式。这可能导致将社群视为「消费品」，主要是为了满足精神分析候选人的培训需求，而非建立真正的互惠互利关系。
身份政治的认识论陷阱
虽然身份政治在为边缘化群体争取权利和认可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过度强调个体身份识别可能陷入还原论和方法论个人主义的陷阱。
这种思维模式可能与新自由主义话语（neoliberal discourse）和认知行为疗法（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CBT）共享相同的认识论基础，它们倾向于将社会压迫视为「错误信息」或「认知偏差」，将复杂的社会结构性问题简化为个人层面的「不正确认知」。
这种简化忽视了社会结构性力量在心理健康中的巨大作用，可能导致对系统性不公正的根本忽视。它将焦点从社会变革转向个人适应，从集体行动转向个体治疗，这与社群精神分析的根本理念相矛盾。
新自由主义的同化风险
社群精神分析面临被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同化的严重风险。在这种同化过程中，社群精神分析的批判性和变革性潜能可能被消解，转而成为一种更「人性化」但本质上仍然保守的治疗方式。
这种同化表现为将复杂的社会问题简化为个人责任问题，强调通过个人层面的改变来适应现有的社会结构，而非质疑和改变这些结构本身。它可能导致社群精神分析偏离其解放性目标，成为维护现状的工具。
礼物经济：重新思考价值与交换
社区精神分析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经济哲学问题：疗愈工作的本质是什么？它应该如何被估值和交换？
礼物经济（Gift Economy）概念为这些问题提供了一种颠覆性的思考框架。与基于稀缺性和恐惧的市场经济不同，礼物经济建立在「过剩」（excess）的哲学基础上——相信我们拥有的总是多于我们真正需要的，我们可以将这些过剩的价值以礼物的形式慷慨地给予他人。
在心理治疗的语境下，这种思维意味着超越个体治疗的界限，将治疗的「礼物」延伸到更广泛的社会层面。它挑战了将工作与金钱严格对应的资本主义逻辑，提出疗愈工作的根源不应该是商业交易，而应该是人与人之间的爱和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