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我很高兴收到心寻心理的邀请，做了两场学术讲座，内容都源自我之前写的两篇论文。对我来说，这次机会很珍贵，平时与国内同行交流的机会并不多，这次不仅能分享自己的思考，更听到了许多同行，尤其是女性同行的精彩分享，让我很受触动。
心寻还为我安排了两位对谈嘉宾——兰熙老师与庄丽老师，另一场讲座中周建文老师也在，几位老师的回应和讨论给了我很多新的启发。在准备过程中，心寻助理帮我收集了听众提出的问题，我也由此意识到，大家对当代性别议题、当下中国文化表现以及临床经验有着细致而深切的关注。这促使我重新思考自己的两篇论文，毕竟它们写作时间已早，其中一篇甚至最早来源于 2021 年的一档播客。准备讲稿的过程中，我也发现自己自然带入了一些性别视角，整个思考被进一步丰富。这次讲座也让我第一次将两篇论文放在一起重新审视，意外发现它们恰好对应了男性与女性两个不同面向，也为我正在创作的另一篇论文提供了新的线索。
这次既然已有讲稿在手，便借此机会把它分享出来，作为这段交流的一个回应与延续。
那些拯救母亲的孩子
中国文化母亲原型
今天和大家一起探讨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话题——中国文化叙事中的母亲原型。
说熟悉，是因为我要讲的这些故事，在座的每一位都听过：陈香劈山救母、白蛇传、目连救母、地藏菩萨本愿。这些故事伴随着我们长大，深深印在我们的文化记忆里。而且，这些古老的故事在现代也有了新的演绎——《宝莲灯》的动画电影、《新白娘子传奇》等电视剧，让这些经典在不同时代都焕发着生命力。
说陌生，是因为当我们用精神分析的眼光，特别是结合女性主义视角重新审视这些故事时，会发现它们不仅仅是简单的孝道传说，而是承载着深层心理结构和文化基因的复杂文本。
在我们准备今天讨论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大家提出的很多精彩问题。特别是关于这些母亲原型在现代社会的表现，以及从女性主义角度如何理解这些文化现象。这些问题也让我们意识到，这些古老的故事模式仍然在深刻地影响着当代人的生活——从全职主妈的焦虑，到职场女性的内疚，从母子关系的纠缠，到男性气质的塑造。
四个熟悉的故事
让我们先简单回顾一下这四个故事：
- 陈香劈山救母——三圣母是天上的女神，因为爱上凡人刘彦昌而被哥哥二郎神压在华山下。她的儿子陈香长大后，历经千辛万苦，最终用神斧劈开华山，救出了母亲。这个故事后来被改编成《宝莲灯》动画电影，成为几代人的童年记忆。
- 白蛇传中的许梦蛟——白素贞因与许仙的人妖之恋被法海镇压在雷峰塔下。她的儿子许梦蛟刻苦读书，考中状元后到雷峰塔前祈祷，感动天地，最终救出了母亲。从《新白娘子传奇》到《青蛇》《白蛇：缘起》，这个故事在每个时代都有新的诠释。
- 目连救母——目连是佛陀的弟子，他用神通看到自己的母亲因为生前的贪欲堕入饿鬼道，受尽折磨。目连历尽艰辛，最终在佛陀的指导下救出了母亲。这个故事也是中国传统戏曲的重要题材。
- 地藏菩萨本愿——地藏菩萨的母亲因为不信佛法、造作恶业而堕入地狱。地藏菩萨发下宏愿：「地狱不空，誓不成佛」，要拯救包括自己母亲在内的所有受苦众生。
这四个故事看起来很不一样——有神话传说，有民间故事，有佛教经典。但仔细观察，你会发现它们有着惊人的相似性：
首先，母亲都曾经是完美的存在。三圣母是女神，白素贞是千年修行的精灵。她们最初都具有某种超凡的品质。
其次，母亲都因为「爱」或「欲望」而受到惩罚。三圣母和白素贞因为爱情，目连和地藏的母亲因为贪欲。她们的受苦都与她们作为女人的欲望直接相关。
第三，母亲都变得无法触及。不管是被压在山下、囚禁在塔中，还是堕入地狱，她们都无法继续履行母亲的职责，无法给孩子提供关爱和保护。
最后，孩子们都把拯救母亲当作人生的唯一使命。他们没有自己的欲望，没有自己的人生目标，存在的意义就是救母亲。
这里就产生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为什么中国文化如此钟爱这种「母亲受苦、孩子拯救」的故事模式？为什么这些故事流传了几千年，至今仍然深深打动着我们？
我们从荣格的原型理论出发，结合现代精神分析的研究成果和女性主义的文化批判，为大家分析这些故事中呈现的四种母亲原型：
- 理想化母亲——完美但脆弱，因欲望而堕落
- 受虐母亲——为爱受苦，以痛苦证明爱
- 死亡母亲——情感缺席，无法真正给予
- 自恋母亲——看似受害，实则控制一切
我希望今天的讨论不仅仅是学术探讨，更是一次自我觉察的机会。当我们讲到这些原型时，请大家想想：在你的生活中，在你的家庭里，这些模式是否似曾相识？你是否在无意中重复着这些古老的心理模式？
同时，我也邀请大家带着开放的心态来听今天的分析。我们不是要否定传统文化，而是深度理解这些文化现象。
理想化母亲
现在我们来看第一个母亲原型——理想化母亲。
在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故事里，母亲最初都被描绘成完美无瑕的存在。三圣母是住在天宫的女神，白素贞是修炼千年的白蛇精。
这种描绘反映了什么？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看，这其实对应着我们每个人在婴幼儿期对母亲的最初认知。荣格在他的理论中提到，母亲原型是人类集体无意识中最原始、最强大的原型之一。在孩子的眼中，母亲就是全能的——她能满足所有需求，解决所有问题，就像神一样无所不能。
我们想想自己小时候，是不是也曾经觉得妈妈什么都知道，什么都会？这就是理想化母亲在我们心理发展中的体现。
但是，这些故事有一个共同的转折点——母亲的「堕落」。三圣母因为爱上凡人而被哥哥二郎神惩罚，压在华山下；白素贞因为与许仙的爱情被法海镇压在雷峰塔下。这个转折点很关键，它不是偶然的，而是有深层的社会文化意义。
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看，这些故事实际上反映了父权制社会对女性性欲的恐惧和控制。母亲的性是被禁忌的，是危险的。三圣母和白素贞，她们的「罪过」是什么？是爱上了凡人，有了性的欲望和爱的冲动。
这里隐含着一个深刻的社会文化现象：传统社会将女性分裂成了两个对立的形象——圣洁的母亲和性感的女人。母亲必须是纯洁的、无欲的，一旦她们表现出作为女人的一面，就会被视为背叛了神圣的母性。
这种分裂其实是父权制度的产物。社会需要女性生育和养育下一代，但同时又恐惧女性的性力量。通过将「母亲」和「女人」对立起来，社会实现了对女性的双重控制：既获得了她们的生育能力，又压制了她们的性自主权。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故事中，惩罚母亲的都是男性权威——二郎神、法海和尚。这些男性代表着社会秩序的维护者，他们的职责就是确保女性不越界，不挑战既定的性别秩序。
这里就产生了一个非常深层的心理冲突。孩子的存在，恰恰是母亲「堕落」的证据。陈香的出生，直接导致了三圣母的被囚禁；许梦蛟的存在，见证了白素贞与许仙被禁忌的爱情。
从精神分析的角度，这创造了一种特殊的内疚感。孩子可能会在潜意识中感到：是我的存在导致了母亲的痛苦。这种内疚感在中国文化中可能特别强烈，因为孝道文化本身就强调子女对父母的债务关系。
但这种内疚感还有更深层的心理机制。从弗洛伊德的角度来看，这涉及到「原始场景」的创伤——孩子必须面对一个痛苦的事实：自己的存在来自于父母的性行为。在这些中国故事中，这种创伤被进一步放大，因为母亲的性不仅被描绘为禁忌的，更是灾难性的。
从拉康的角度来说，这些孩子被置于一个不可能的位置：他们既是母亲欲望的产物，又必须否定这种欲望才能拯救母亲。这种矛盾的位置，拉康称之为「症状的核心」——孩子成为了文化冲突的承载者。
从社会文化的角度，这种叙事结构实际上在培养一种特殊的男性气质：拯救者情结。社会告诉男孩们：女性因为性而受苦，而你们的使命就是拯救她们。这种观念不仅强化了男性的保护者角色，也暗示了女性的受害者地位，从而维护了性别权力的不平等结构。
有趣的是，在佛教故事中，这种「堕落」的模式有所不同。目连的母亲和地藏菩萨的母亲，她们的「堕落」不是因为爱情，而是因为自己的欲望和执念——比如贪食肉类、不信佛法等。
这反映了佛教思想的融入如何改变了母亲原型的表现。在佛教的框架下，痛苦的根源是欲望和执念，而不仅仅是性欲。但本质上，这些故事仍然在讲同一件事：完美的母亲因为某种「不当」的欲望而受到惩罚。
那么，为什么中国文化要创造这样的母亲形象呢？除了满足心理需求，这些故事还有重要的社会控制功能。
从精神分析的角度，理想化的母亲形象满足了人们对于完美照料者的心理需求。每个人在成长过程中，都希望有一个全能的、完美的母亲来保护自己。
但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来看，这些故事实际上在进行性别规训。通过让「有欲望的母亲」受到严厉惩罚，社会在告诉所有女性：你们可以选择做母亲，但一旦选择了这个角色，就必须放弃作为女人的权利。
这种规训是双重的：对女性来说，它限制了她们的性自主权；对男性来说，它减轻了他们对母亲性欲的焦虑。试想，如果承认母亲也有性欲，那么男性就必须面对一个复杂的事实：他们的存在来自于母亲的性行为。这种焦虑在精神分析中被称为「原始场景」的创伤。
母亲的「堕落」又为孩子的拯救行为提供了合理性。从女性主义角度看，这其实是一个巧妙的叙事策略：既惩罚了女性的性自主，又将拯救的责任转移给了下一代，特别是儿子。这样，父权制度不仅维护了性别秩序，还培养了下一代男性的「拯救者情结」。
在今天的社会里，理想化母亲的原型并没有消失，而是换了新的形式。
比如，现在的「完美妈妈」标准可能是：既要事业成功，又要家庭和睦；既要培养出优秀的孩子，又要保持自己的美丽和魅力。社交媒体上那些看起来无所不能的妈妈博主，其实就是现代版的理想化母亲。
但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看，这种新的「完美母亲」标准实际上是对女性更加严苛的要求。传统社会只要求女性在母亲和女人之间选择一个，现代社会却要求女性两者兼得，而且都要做到完美。这种「超级妈妈」的期待，实际上是父权制在新时代的升级版本。
当真实的母亲试图达到这种理想化标准时，她们往往会感到巨大的压力和挫败感。因为这个标准本身就是不现实的，就像故事中的女神一样，是一种父权制的幻象，而不是对女性人性的真实接纳。
而且，当母亲无法达到这种完美标准时——比如她们需要工作、需要个人空间、需要表达自己的欲望和需求时——她们仍然会感到内疚，觉得自己「背叛」了母亲的角色。这说明，几千年来的性别规训仍然在发挥作用。
受虐母亲
现在我们来看第二个母亲原型——受虐母亲。
如果说理想化母亲展现的是完美的幻象，那么受虐母亲展现的就是痛苦的现实。在我们刚才讨论的这些故事中，母亲们都因为爱而承受着巨大的痛苦。
白素贞为了与许仙的爱情，承受着法海的迫害，最终被镇压在雷峰塔下。但这里有一个值得深思的细节：许仙在整个故事中一直是一个非常懦弱的形象。他不仅无法保护白素贞，反而在关键时刻被法海说服，对白素贞产生怀疑。更重要的是，在传统版本的故事中，白素贞还要不断帮助许仙获得功名成就。
这就形成了一个奇怪的模式：白素贞既要为这段关系承受所有的痛苦和风险，又要负责让这段关系「成功」。她既是受害者，又是拯救者；既要承受迫害，又要成就对方。
三圣母的情况也类似。她因为爱上凡人而被自己的哥哥压在华山下几十年，而她的丈夫——那个凡人男子——在故事中几乎没有什么作为，是儿子陈香承担了拯救母亲的责任。
目连的母亲因为生前的贪欲，在地狱中受尽折磨；地藏菩萨的母亲同样因为业障而堕入地狱。在这些佛教故事中，父亲的角色完全缺失，母亲独自承担着所有的业果。
这些母亲有一个共同特点：她们的痛苦都与她们的欲望和爱有直接关系，但她们的伴侣却往往是被动的、无能的，甚至是缺席的。更重要的是，她们似乎接受了这种不平等的关系模式，甚至在某种程度上，痛苦成了她们爱的证明。
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看，受虐并不仅仅是被动地承受痛苦，而是一种复杂的心理机制。但在这些中国故事中，受虐母亲还承担着另一重负担：她们不仅要承受痛苦，还要负责拯救关系。
白素贞的故事最能说明这一点。她不仅要面对法海的迫害，还要不断地帮助许仙。在很多版本的故事中，白素贞用自己的法力为许仙治病救人，帮他建立声誉；用自己的智慧为许仙解决各种困难；甚至在被囚禁之前，还要为许仙留下后代，确保他有继承者。
而许仙呢？他基本上是一个被动的受益者。他享受着白素贞的爱情，享受着她带来的好处，但当危机来临时，他却无法保护她，甚至还会怀疑她。
这种模式反映了受虐母亲的一个重要特征：她们往往选择那些无法给予她们平等回报的伴侣，然后通过过度的给予来维持这种不平衡的关系。表面上看，她们是在牺牲；实际上，她们可能在通过这种牺牲来获得控制感和道德优越感。
弗洛伊德在分析受虐症时发现，受虐者往往在痛苦中体验到一种特殊的满足感。在我们这些故事中，母亲们的受虐有一个特殊的特征：她们为爱而受苦，为无能的伴侣而牺牲，这种受苦被赋予了道德的高度。白素贞宁可被囚禁也不愿放弃对许仙的爱；三圣母宁可被压在山下也不后悔与凡人的结合，哪怕这个凡人并不能保护她。
从荣格的角度来说，这体现了阿尼姆斯（女性心理中的男性面向）的负面表现。当女性的阿尼姆斯被压抑或扭曲时，她们可能会通过与弱势男性的痛苦关系来表达自己的力量。表面上看，她们是受害者；但在深层心理中，她们通过承受痛苦和拯救对方获得了某种控制感和道德优越感。
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来看，这些故事反映了传统文化对女性受苦的复杂态度。中国文化中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女性的价值通过她们的牺牲来体现。
这种文化观念有深刻的社会功能。首先，它为女性在父权社会中的不平等地位提供了心理补偿——虽然你们在现实中没有权力，但你们在道德上是高尚的。其次，它让男性对女性的压迫行为获得了合理化——女性喜欢为爱受苦，所以我们的行为实际上是在成全她们。
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看，这种对女性受苦的美化实际上是一种非常精巧的控制机制。它不是通过暴力来压制女性，而是通过道德的包装让女性主动接受痛苦，甚至以痛苦为荣。
那么，受虐母亲对孩子的心理发展有什么影响呢？
首先，孩子可能会内化母亲的受虐模式。如果母亲通过受苦来表达爱，孩子可能会认为，真正的爱必须伴随着痛苦。这可能导致他们在成年后的亲密关系中，要么成为施虐者，要么成为受虐者，很难建立平等健康的关系。
其次，孩子可能会对自己的快乐产生内疚感。如果母亲一直在为家庭受苦，孩子享受快乐就可能被视为对母亲牺牲的背叛。这种「幸存者内疚」可能会伴随他们一生，让他们很难真正享受生活。
第三，孩子可能会发展出强迫性的拯救行为。看到母亲痛苦，他们会感到必须做些什么来减轻母亲的痛苦。但问题是，如果母亲的受虐是一种心理需要，那么孩子的拯救努力往往是徒劳的，甚至可能被母亲潜意识地拒绝。
从我们分析的这些故事可以看到，陈香、许梦蛟、目连、地藏，他们的整个生命都围绕着拯救受苦的母亲展开。他们没有自己的人生目标，没有自己的欲望追求，他们存在的唯一意义就是减轻母亲的痛苦。
更深层的问题是，受虐母亲往往会培养出具有拯救者情结的孩子，而这些孩子在成年后，又可能会被具有受虐倾向的伴侣所吸引，从而形成痛苦的循环。
在中国文化中，这种模式有特殊的表现形式。传统的「贤妻良母」标准实际上就是受虐母亲的现代版本：女性应该为家庭牺牲自己的事业、兴趣、甚至健康。这种牺牲被社会赞美，被视为女性的美德。
但问题是，当这种牺牲成为一种义务、一种道德绑架时，它就失去了爱的本质，变成了一种情感操控。母亲通过展示自己的痛苦和牺牲，让家人产生内疚感，从而获得控制权。
死亡母亲
现在我们来讨论第三个也是最为深刻的母亲原型——死亡母亲。
在我们分析的这些故事中，母亲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她们在孩子最需要她们的时候，都变得无法触及。三圣母被压在华山下，白素贞被囚禁在雷峰塔中，目连和地藏的母亲则直接堕入了地狱。
从物理层面看，这些母亲并没有真正死亡，但从情感和关系层面看，她们确实「死」了。她们无法给予孩子关爱，无法提供情感支持，无法履行母亲的基本功能。她们虽然活着，但对孩子来说，她们已经情感上死亡了。
这个概念来自法国精神分析学家安德烈·格林。他提出的「死亡母亲情结」描述的正是这样一种情况：母亲虽然身体健在，但由于各种原因——抑郁、创伤、沉迷其他事物——变得情感上不可触及，就像死了一样。
格林发现，在他的临床实践中，有一类来访者表现出特殊的症状：他们感到内心空虚，难以体验真实的情感，在关系中既渴望亲密又害怕被抛弃。通过深入分析，格林发现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早期经历：他们的母亲虽然身体健在，但由于抑郁、创伤、或其他原因，变得情感上不可触及。
格林区分了两种母亲的死亡：真实的死亡和心理的死亡。真实的死亡是指母亲的身体死亡，这会给孩子带来明确的哀伤过程。但心理的死亡更加复杂和有害——母亲还活着，但她的爱、关注、情感回应都「死」了。
这种情况特别有害，因为孩子无法哀悼一个还活着的母亲。他们陷入了一种痛苦的困境：既不能放弃希望（因为母亲还在），又得不到真正的爱（因为母亲情感上已死）。
从荣格的理论角度来看，「死亡母亲」代表着母亲原型的负面表现。荣格在《原型与集体无意识》中指出，母亲原型有两面性：既可以是滋养生命的正面力量，也可以是吞噬生命的负面力量。当母亲变得情感上不可及时，正面的母亲原型就被负面的「可怕母亲」所取代。
在我们的故事中，母亲的「死亡」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物理囚禁的死亡：三圣母被压在华山下，白素贞被困在雷峰塔中。这种物理上的隔离象征着情感关系的中断。孩子知道母亲还活着，但就是接触不到她，得不到她的回应。
这种情况在现实生活中有很多对应：母亲因为疾病长期住院，因为工作长期出差，或者因为各种原因与孩子分离。但更常见的是心理上的「囚禁」——母亲虽然在身边，但她的心思在别处，无法真正关注孩子。
精神上的死亡：在佛教故事中，母亲们堕入地狱，完全脱离了人间。她们不仅无法照顾孩子，甚至需要孩子来拯救她们。这象征着一种更深层的情感缺失——母亲不仅不能给予，反而成了孩子的负担。
在现实中，这可能对应着患有严重抑郁症的母亲，或者沉迷于自己痛苦的母亲。她们的心理能量完全被自己的问题占据，没有余力关注孩子的需求。
为什么这些母亲会「死亡」呢？从我们的故事可以看出，她们的「死亡」都与她们的欲望和选择有关。
三圣母因为爱上凡人而被惩罚，白素贞因为与许仙的恋情而被囚禁，佛教故事中的母亲因为贪欲而堕入地狱。她们的「死亡」都是对她们作为女人、作为有欲望的个体的惩罚。
从更深层的角度来看，这反映了一个残酷的文化逻辑：女性如果想要作为完整的人存在——有自己的欲望、选择、人生——她们就必须付出失去母亲身份的代价。反过来，如果她们想要成为「好母亲」，她们就必须放弃作为独立个体的存在。
这种二元对立创造了一种不可能的处境：女性无论怎么选择都是错的。选择自己，就「死」了母亲的身份；选择母亲的身份，就「死」了自己。
从心理动力学的角度来看，这种「死亡」往往与女性自身的创伤有关。许多在情感上缺席的母亲，她们自己就是「死亡母亲」的女儿。她们没有从自己的母亲那里得到足够的爱，因此也不知道如何给予爱。
面对「死亡母亲」，孩子们的反应是什么？在我们的故事中，答案很清楚：终生的拯救任务。
陈香要劈山救母，许梦蛟要通过功名来祈求母亲的自由，目连要下地狱救母亲，地藏菩萨更是发誓要拯救所有众生才成佛。这些孩子的人生完全被拯救母亲的使命所定义。
从心理学角度来看，这是孩子对「死亡母亲」的典型反应。当母亲情感上不可得时，孩子会发展出一种强迫性的修复冲动。他们相信，只要自己足够努力，足够好，就能让母亲「复活」，就能得到母亲的爱。
但这种努力往往是徒劳的。因为「死亡母亲」的问题不在于孩子不够好，而在于母亲自身的创伤和困难。孩子越是努力拯救，越是陷入失望的循环。
格林指出，「死亡母亲」会在孩子心中创造一个巨大的空洞。这个空洞不仅是母爱的缺失，更是存在意义的缺失。孩子可能会一生都在寻找方法来填补这个空洞，但又总是感到空虚和绝望。
自恋母亲
现在我们来看最后一个也是最复杂的母亲原型——自恋母亲。
在我们分析的这些故事中，有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这些被囚禁、受苦的母亲，虽然无法照顾孩子，却成功地让孩子的整个生命都围绕着拯救她们而展开。
陈香的人生目标就是劈山救母，许梦蛟读书考试的唯一动机是为母亲祈福，目连放弃了自己的修行去地狱救母，地藏菩萨更是发誓不成佛直到救出母亲。这些孩子没有自己的欲望，没有自己的人生规划，他们存在的唯一意义就是服务于母亲的需要。
这就是自恋母亲最典型的特征：虽然表面上她们是受害者，是需要被拯救的对象，但实际上，她们成功地让孩子完全专注于她们的需求，而忽略了孩子自己的成长和发展。
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看，自恋并不简单等同于自私或者自我中心。弗洛伊德最初提出自恋概念时，描述的是一种心理发展的阶段，其中个体无法区分自我和他人的边界。
科胡特进一步发展了自恋理论。他指出，健康的自恋是必要的——我们都需要一定程度的自我关注和自我价值感。但病理性的自恋是不同的，它的特征是无法真正看见和理解他人的独立存在，总是把他人当作满足自己需求的工具。
在我们的故事中，这些母亲表现出的是一种自恋。她们无法真正关注孩子的情感需求，无法认识到孩子是独立的个体。即使在痛苦中，她们仍然吸收着孩子全部的心理能量。
更深层地说，这些母亲可能从未真正完成心理上的分离—个体化过程。她们仍然停留在共生的心理状态中，无法承认孩子的独立性。对她们来说，孩子不是一个独立的人，而是自己的延伸，是用来满足自己未满足需求的工具。
这些故事的巧妙之处在于，自恋母亲是以受害者的身份出现的。她们被囚禁，她们受苦，她们需要帮助。这种受害者身份让她们的要求显得合理，让孩子的拯救行为显得高尚。
但从心理动力学的角度来看，这种受害者身份可能是一种精巧的操控机制。通过展示自己的痛苦和无助，母亲成功地让孩子感到内疚和责任，从而控制了孩子的行为和选择。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我们不是说这些母亲有意识地在操控孩子。更可能的情况是，她们自己也是这种心理模式的受害者。她们可能从自己的母亲那里学会了这种模式，或者由于早期的创伤而发展出这种心理防御机制。
克恩伯格在研究边缘性人格时发现，这类人格往往有一个特点：他们同时是施害者和受害者。他们通过展示自己的脆弱来控制他人，这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权力行使。
在中国文化背景下，自恋母亲有其特殊的表现形式。传统的孝道文化为这种心理模式提供了完美的掩护。
首先，孝道文化强调子女对父母的绝对义务。这种文化观念让自恋母亲的要求显得天经地义——孩子本来就应该为父母牺牲一切，这不是操控，这是道德。
其次，中国文化中的集体主义价值观模糊了个体边界。在这种文化背景下，母亲很容易将孩子视为自己的延伸，而不是独立的个体。「我们家」、「我们的孩子」这样的表述反映了这种边界模糊。
第三，传统文化对母亲牺牲的赞美为自恋母亲提供了道德光环。通过展示自己的痛苦和牺牲，母亲不仅能够获得社会的同情，还能够获得道德上的制高点。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故事中，承担拯救责任的都是儿子。这反映了传统文化中母子关系的特殊性。在父权制社会中，儿子是母亲地位和价值的重要来源。母亲通过控制儿子，实际上是在争取自己在家庭和社会中的权力。
我们有一个概念叫「自恋供给」，指的是自恋者从他人那里获得的赞美、关注、服务等，用来维持自己的自我价值感。
在我们的故事中，孩子们的拯救行为实际上就是在为母亲提供自恋供给。通过让孩子全身心地投入到拯救自己的任务中，母亲获得了巨大的心理满足：她是重要的，她是被需要的，她是值得为之牺牲一切的。
这种模式的危险之处在于，它是永不满足的。因为自恋者的内在自我价值感是空虚的，他们需要不断地从外界获得确认。即使孩子已经付出了很多，母亲仍然可能感到不够，需要更多的证明。
在白蛇传的某些版本中，即使许梦蛟成功地让母亲获得了自由，白素贞的第一个关心却是丈夫许仙的下落，而不是为儿子的努力表示感谢。这个细节很好地说明了自恋母亲的特点：她们很难真正看见和感激孩子的付出，因为在她们的心理世界中，孩子的存在就是为了服务自己的需求。
苏珊·福沃德在她的著作《情感勒索》中描述了这种模式：自恋的父母通过内疚、羞愧、愤怒等情感来控制孩子。「你看我为了你牺牲了多少，你怎么能不……」这样的话语模式，就是典型的情感勒索。
从荣格的个体化理论来看，自恋母亲最大的危害在于她们阻碍了孩子的个体化进程。
个体化是心理发展的核心任务，它要求个体从家庭的共生状态中分离出来，发展出独立的自我认知和价值系统。但自恋母亲通过各种方式阻止这个过程的发生。
首先，她们不允许孩子有自己的需求和欲望。在我们的故事中，这些孩子从来不问自己想要什么，他们只关心母亲需要什么。
其次，她们通过内疚来惩罚孩子的独立尝试。任何偏离拯救母亲这个中心任务的行为，都会被解释为不孝、自私、忘恩负义。
第三，她们提供的是有条件的爱。孩子只有在满足母亲需求的时候才能获得认可，这让孩子学会压抑自己的真实自我，发展出「假自我」来取悦母亲。
温尼科特提出的「假自我」概念很好地解释了这种现象。为了获得母亲的爱，孩子学会了隐藏自己的真实需求，表现出母亲期望的样子。但这种假自我是脆弱的，它需要不断的外在确认来维持。
值得注意的是，在传统的中国文化中，母子关系往往比父子关系更加紧密，这为自恋母亲的形成提供了文化土壤。
对于儿子来说，他们从小就被教育要对母亲特别孝顺，要承担保护和照顾母亲的责任。这种文化期待让自恋母亲的要求显得更加合理。
而且，在传统的父权制家庭中，女性往往缺乏独立的社会地位和个人成就，她们的价值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儿子的成功。这种结构性的依赖关系强化了母子之间的共生纽带，让分离变得更加困难。
对于女儿来说，情况有所不同但同样复杂。虽然在我们分析的故事中主要是儿子承担拯救责任，但现实中，女儿往往承担着更多的情感照料责任。她们可能成为母亲的情感垃圾桶，承担着母亲的抑郁、焦虑、婚姻不满等各种负面情绪。
四个母亲原型的现代表现
在当代社会中，这四种母亲原型并没有消失，而是以新的形式继续存在着，深刻影响着现代家庭关系和个体心理发展。
现代理想化母亲表现为社交媒体上的「完美妈妈」：她们既要事业成功，又要家庭美满；既要培养出优秀的孩子，又要保持自己的美貌和魅力。这种「超级妈妈」的标准实际上比传统社会更加苛刻，因为现代社会要求女性在母亲、妻子、职业女性等多重角色中都做到完美。当真实的母亲无法达到这种不可能的标准时，她们会陷入深深的自我怀疑和内疚中。
现代受虐母亲常常以「为了孩子牺牲一切」的形象出现。她们可能为了孩子的教育放弃自己的事业，为了家庭和谐忍受不幸的婚姻，或者通过不断的抱怨和展示自己的辛苦来获得家人的关注。这种模式在中国的「鸡娃」文化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母亲们将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孩子的教育中，同时不断向孩子强调自己的付出和牺牲。
现代死亡母亲可能表现为情感上缺席的职场妈妈，或者沉浸在自己的抑郁、焦虑中无法真正关注孩子需求的母亲。在信息时代，一些母亲可能沉迷于手机、社交媒体或工作，虽然身体在家，但情感上完全不在场。还有一些母亲因为自己童年的创伤未愈，无法给予孩子稳定的情感支持。
现代自恋母亲则可能表现为通过孩子的成就来证明自己价值的「晒娃狂魔」，或者不断通过情感勒索来控制已经成年的孩子。她们可能会说：「我辛苦养大你，你就应该…」「别人家的孩子都…，你怎么…」这种话语模式，实际上是在用道德和情感来绑架孩子，让孩子为自己的人生选择承担责任。
这些现代表现形式提醒我们，理解和识别这些母亲原型不是为了指责或批判，而是为了促进觉察和改变。只有当我们意识到这些深层的心理模式时，才能够打破代际传递的循环，建立更加健康、平等的亲子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