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国内关于精神分析的翻译工作已经很丰富，特别是在临床领域有很多优秀成果。但精神分析应用于社会议题的探讨相对较少。我希望以「精神分析×一切」为主题，将精神分析视角带入社会领域，通过翻译和综述，探讨各类社会议题。我会介绍一些中文语境中少见的内容，希望这些引介能带来新的思考。

为什么春节让人又爱又怕？

精神分析×节日

春节作为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承载了团圆、庆祝与辞旧迎新的象征意义，但也带来许多复杂感受，甚至焦虑。种对节日的矛盾情感并非中国人独有。尽管精神分析领域尚未有直接研究春节的文献，但我们可以通过对西方节日（如圣诞节、感恩节和新年）的相关研究，探讨春节心理。当我们将这些理论比对中国文化，将会发现：节日，是一场跨越文化的集体心理仪式。

周年反应与时间的心理意义

在乔治·波洛克（George Pollock）《时间周年表现：时刻、日期与节日》（Temporal Anniversary Manifestations: Hour, Day, Holiday, 1971）中，他提出了“周年反应”这一概念，指特定时间标记（如节日或周年纪念）能够触发潜藏的心理情结和未解的哀伤。比如，他描述了一名病人每天在下午 5:30 感到抑郁，这与她父亲去世的时间一致；另一病人在“幻想中流产的孩子生日”感到极度低落，而这一天恰好也是她兄弟的忌日。

这一理论也可以延伸到春节。春节作为周期性时间标记，对许多人而言是家庭团圆与辞旧迎新的象征。但对于曾经历失落、家庭变故或与亲人分离的人来说，这种“团圆”意味可能变成情感的痛点。例如，春节的祭祖仪式可能唤起对已故亲人的思念，既能带来情感上的慰藉，也可能引发未解哀伤的表达。

节日综合征与春节焦虑

在詹姆斯·卡特尔（James Cattell）《节日综合征》（The Holiday Syndrome, 1955）中，他首次描述了节日期间人们普遍经历的心理综合征，称为“节日综合征”。这是一种在感恩节到新年期间常见的心理现象，其症状包括：

  • 弥散性焦虑：一种不明原因的紧张感；
  • 退行行为：表现出类似孩童的无助或依赖；
  • 情绪波动：易怒、抑郁，以及对节日意义的复杂态度。

这一综合征在那些有家庭破裂或情感创伤史的人群中更为常见。类似现象同样出现在春节期间。现代社会中，“春节焦虑”已成为热议话题，包括返乡压力、亲戚间的“过度关心”（如婚姻与事业问题）以及沉重的人情消费。许多人一方面渴望节日的温暖与归属感，另一方面又被传统文化和社会期望压得喘不过气。与西方节日中个体孤独感的凸显不同，春节的“焦虑”更多源于对家庭责任和文化传统的承担。

圣诞节与春节的心理象征

路德维希·杰克尔斯（Ludwig Jekels）《圣诞节心理学》（The Psychology of the Festival of Christmas, 1936）深入探讨了圣诞节的心理象征，认为它标志着旧的终结与新的开始，并隐含了“子代对父代竞争”的心理张力。圣诞节通过基督诞生的宗教寓意，象征着希望、平等以及对超我压迫的反抗。

这一理论与春节的象征意义不谋而合。春节的辞旧迎新通过贴春联、放鞭炮、大扫除等仪式行为体现。春节的年夜饭、红包文化也承载了对未来希望的寄托。不同的是，圣诞节更多强调个人与神圣之间的关系，而春节更注重家族共同体的维系与伦理传承。例如，春节的祭祖仪式不仅是对家族历史的回溯，也强化了家庭结构中的长幼有序与代际传承。这种新旧交替的戏剧性，永远是精神分析永恒的命题——如何既继承又背叛，既连接又分离。

感恩节的口欲退行与春节饮食文化

在让·罗森鲍姆（Jean Rosenbaum）《节日、症状与梦》（Holiday, Symptom and Dream, 1962）中，他借助感恩节的饮食仪式分析了“口欲退行”现象。他指出，感恩节中的丰盛大餐，特别是火鸡的切割仪式，唤起了人类的原始欲望和俄狄浦斯冲突。通过疯狂进食，人们无意识地将成年期的俄狄浦斯焦虑（如对家庭权力竞争的恐惧）退行到婴儿期的口欲满足。分食火鸡象征对父亲权力的争夺（俄狄浦斯冲突），而暴食后的腹胀则是“口欲怀孕幻想”的躯体化表现。

春节的饮食文化同样具有深刻的心理象征。年夜饭不仅是家庭团聚的核心场景，也是心理情感的重要出口。饺子象征团圆，年糕寓意步步高升，而鱼代表“年年有余”。年夜饭的过度筹备，实则是对“情感匮乏”的象征性补偿——用食物的丰盛掩盖关系的荒芜。春节的过量饮食可能也反映出某些潜藏的心理压力——食物的消费成为一种“情绪缓冲”，帮助个体面对复杂的家庭关系或文化压力。

节日共融与春节的情感意义

在威廉·威利福德（William Willeford）《节日、共融与互惠》（Festival, Communion and Mutuality, 1981）中，他强调节日的核心意义在于群体的共融和情感的联结。他指出，节日通过非语言的仪式行为（如共享食物、礼物交换）强化了个体与群体之间的纽带。这种情感联结不仅帮助个人确立自我认同，也为群体提供了情感支持。集体仪式创造的“非语言同在”，能够暂时溶解人际坚冰。

春节作为中国文化中最具群体属性的节日，完美体现了这一点。从拜年到红包，从舞龙舞狮到祭祖仪式，春节中各种仪式行为强化了家庭与社区的凝聚力。而当种种仪式都不再具有此前的重大意义，本身也是一种失落。这种微妙的力量，暗合温尼科特（Winnicott）对“过渡空间”的阐释。

结语：节日中的分离焦虑与文化化解

伦纳德·申戈尔德（Leonard Shengold）《圣诞节与新年的承诺与恐惧》（The Dreaded Promise of Christmas and the New Year, 2007）指出，节日往往既带来希望，也伴随对过去失望的复活。

就像他在文中所说：

“

节日放大希望，也放大绝望，因为它们逼迫我们直视生命的不可逆性。”

他将节日比作“甜蜜的创伤触发器”，这个定义尤其契合春节的特质。春节期间，这种心理现象同样普遍。春节的象征性承诺（如更好的未来、更紧密的家庭关系）可能唤起个体对过去遗憾的情绪投射，特别是那些经历过家庭失落或人际疏离的人。

节日从不是单纯的时间标记，而是心理考古的现场。那些被春运列车运输的、被年夜饭蒸汽模糊的、被春晚背景音覆盖的，从来都是未被妥善安放的自己。

References

  1. Pollock, G. H. (1971). Temporal Anniversary Manifestations: Hour, Day, Holiday. Psychoanalytic Quarterly, 40, 562–589.
  2. Cattell, J. P. (1955). The Holiday Syndrome. Psychoanalytic Review, 42, 135–147.
  3. Jekels, L. (1936). The Psychology of the Festival of Christma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17, 244–254.
  4. Rosenbaum, J. (1962). Holiday, Symptom and Dream. Psychoanalytic Review, 49, 27–37.
  5. Willeford, W. (1981). Festival, Communion and Mutuality. Journal of Analytical Psychology, 26(3), 203–214.
  6. Shengold, L. (2007). The Dreaded Promise of Christmas and the New Year. Psychoanalytic Quarterly, 76, 1107–1133.
  7. Gabbard, G. O. (1998). A New Year, A Wider Reach.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analytic Association, 46(4), 1139–1145.
  8. Twemlow, S. W., & Ramzy, N. (2006). New Year, New Star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analytic Studies, 3(4), 287–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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