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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笠代言引发的男性自恋暴怒

性别冲突与现代男性脆弱性

2024 年 10 月，杨笠受邀为京东的双十一促销活动代言，随即引发了大规模的网络争议，特别是在男性群体中，这种抵制行为甚至波及京东金融。杨笠代言风波不仅揭示了现代社会中性别角色转型的矛盾，也暴露了男性在面对这种变化时的自恋性脆弱。本文将通过精神分析中的「自恋暴怒」（narcissistic rage）理论，探讨这一事件中男性情感反应的心理机制。

事件背景与时间线

2020年，杨笠因在《脱口秀大会》中的表演而广为人知，尤其是她调侃「普信男」（普通但自信的男性）的言论，引发部分男性的不满。该言论揭示了男性在自我评价上的盲点，并通过幽默形式表达了社会中的性别不平等问题。
2021年，杨笠代言英特尔，结果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网络抵制，认为她的言论涉嫌性别歧视，最终迫使英特尔撤下了相关广告内容。
2024年10月，京东宣布杨笠为双十一的代言人，部分男性消费者迅速发起抵制行动，呼吁取消京东会员、要求退款，甚至谣传京东金融因该事件遭遇「挤兑」。虽然京东金融发布声明澄清相关谣言，但事件的影响仍在持续。

普信男与自恋脆弱性

我最近刚刚在芝加哥精神分析学院（CPI）做了一场和这个话题有关的报告。我的论点是，受中国特有的社会文化环境影响，许多中国男性在成长过程中，逐步发展出了某种形式的「自恋脆弱性」——这个概念指的是一种早期发展受阻，难以与他人分离，将他人视为独立个体的心理状态。这种自恋脆弱性，与有毒的男性气质有着诸多相似之处。比如情感上的压抑、不愿展示脆弱、对外界控制的需求、对竞争的极度渴望等。而与今天话题相关的部分也在于，自恋脆弱性本身极易滋生自恋暴怒。

这种心理现象并非偶然，而是由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我们生活在一个强调集体文化与权威的社会，个体的身份认同往往与外界的评价密切相关。尤其父权社会之下，男性往往被要求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家庭期待与压力，既要实现经济上的成功，又不能轻易展露情感上的脆弱性。这样的社会期望，使得很多男性逐渐形成了一种不易被察觉的「自恋脆弱性」：他们一方面对外界的认同感极度渴望，另一方面又因害怕被否定而陷入深深的防御状态。

此外，历史与文化的创伤，如父辈的艰苦经历和社会转型期带来的巨大压力，也通过代际传递在无形中影响着这一代男性的心理发展。改革开放以来，独生子女政策、留守儿童现象以及社会的快速变化，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心理脆弱感。父母对子女的过度期望与潜在的嫉毁（envy）心理，文化中对权力与成就的推崇，使得许多男性在追求成功的过程中，无法允许自己显露任何的脆弱。

这种现象同样可以追溯到中国家庭的典型结构：侵入性的母亲和缺席的父亲。在这些家庭中，母亲往往扮演着过于控制的角色，对孩子的生活进行过度的干预和控制，甚至在情感上与孩子形成了一种「共生」的关系——如妈宝男。这种「侵入性」使得孩子难以完成正常的心理分离过程，难以将自己视作一个独立的个体；与此同时，父亲的缺席不仅削弱了孩子对社会规则和边界的感知，也剥夺了孩子拥有一个「理想化自体客体」的机会。因此，许多成长在这种家庭中的男性，很难真正发展出健康的自我认知和独立性。他们既被母亲过度保护与控制，又缺乏父亲在规则与边界方面的有效引导，最终形成了一种强烈的自恋脆弱性。

在我的报告中，我提到了杨笠表演之中构建的「普信男」这一概念，指代那些自认为「普通却自信」的男性形象；也提及了男性对于杨笠的普遍愤怒是一种自恋暴怒的表达，而自恋暴怒本身就是自恋脆弱性的一种体现，但当时并未展开。正巧，杨笠最近因为代言而被抵制的事件，恰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这种自恋暴怒现象的现实案例。

自恋暴怒：理解男性情感反应

自恋暴怒是精神分析家海因茨·科胡特（Heinz Kohut）于 1972 年提出的概念，用以解释当个体的自恋性自我受到威胁时所产生的强烈情感反应。科胡特认为，自恋者对外部环境的认同依赖很高，以此维持其理想化的自我。一旦外界对其自我形象产生质疑或威胁，个体便会感到巨大的羞耻感，并迅速将这种羞耻转化为愤怒。这类情感反应被称为自恋暴怒，其特征是愤怒、羞耻和攻击性行为。

在杨笠的事件中，她对男性的调侃，尤其是「普信男」一词，不仅形成了一种幽默表达，更触动了部分男性的自恋性脆弱。根据科胡特的理论，这些男性对自身形象的认同依赖于外界对他们的肯定，而杨笠的言论被解读为对他们自我价值的质疑，进而引发了强烈的羞耻和愤怒反应。

在杨笠代言事件中，部分男性的反应可以理解为典型的自恋暴怒。科胡特认为，愤怒的发展历程中最初是分散的、不具体的。然而，随着情绪进一步分化，这种愤怒逐渐聚焦，并转化为对特定个体的无情攻击。这种攻击不仅是情感上的宣泄，更是为了重新建立自恋性自我控制的需求。

正如科胡特所强调的，自恋暴怒背后往往是全能感的驱动，这种全能感体现在个体无法将他人视为独立的个体，而是视其为自己控制范围内的延伸部分。因此，自恋暴怒的个体将会试图通过极端行为将对方重新纳入自己的掌控之中。具体到杨笠事件中，部分男性试图通过抵制行动，迫使京东取消杨笠的代言，正是这种「全能自恋」的表现。他们希望通过控制外部环境，恢复因杨笠的言论受到伤害的自恋性自我。

羞耻是自恋暴怒的核心感受

在杨笠事件中，部分男性对她调侃「普信男」的反应可以理解为一种对自恋脆弱感的防御性反应。这些男性的自恋性脆弱来源于他们未能在早期经历中建立起稳固的自我形象，而杨笠对男性自信的质疑被视为一种对他们核心自我感的威胁。这一威胁激发了强烈的愤怒，并通过抵制和攻击杨笠的方式表现出来。

在这个过程中，自恋暴怒的核心驱动力来自于一种深刻的羞辱感。当个体感到自己被外界冒犯时，他们会通过强烈的报复行为来「抚平」内心的创伤。这种报复行为不仅迅速而激烈，而且通常不能被拖延，因为个体迫切地想要恢复自我完整感。在杨笠事件中，抵制者通过集体行动不断呼吁杨笠退出代言，正是这种报复性驱动力的外在表现。

同时，安娜·奥恩斯坦（Anna Ornstein）在《自恋暴怒在心理治疗中的命运》中，通过个案研究指出，自恋暴怒的防御机制常常掩盖了个体内在的羞耻和无助感。在治疗中，奥恩斯坦强调了识别和解析这些防御结构的重要性，帮助病人认识并处理其潜在的愤怒来源。

科胡特的理论进一步强调，自恋暴怒的根源在于自恋性脆弱，这种脆弱往往源于个体在童年时期的创伤经历。大卫·特曼（David Terman）在其 1975 年的论文《攻击性与自恋暴怒：临床扩展》中，深入探讨了童年创伤在自恋暴怒形成中的作用。特曼指出，早期的情感创伤，如父母忽视、虐待或重大丧失，常常导致个体形成不稳定的自我感。这类个体对外界的评价和认可依赖极大，当外界无法满足其对自我认同的需求时，个体的自恋性愤怒就会被激发出来。

极端报复以对抗失控

自恋暴怒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科胡特指出，它可以表现为从短暂的烦恼到极端的、毁灭性的愤怒。个体在这种情境下会表现出一种「无尽的复仇欲望」，他们会不断地试图恢复自己受损的自我形象。卡伦·哈朗（Caron Harrang）在《心灵皮肤与自恋暴怒：对电影〈吾栖之肤〉的反思》中，借用电影的情节和人物心理，展现了个体如何通过报复行为来维持其自恋性幻想。在杨笠事件中，男性群体通过呼吁京东取消她的代言，试图以这种方式恢复他们所感受到的权威性与自我价值。这种行为与哈朗所描述的自恋暴怒如出一辙。

自恋暴怒与成熟的愤怒完全不同。成熟的愤怒通常具有建设性，旨在保护个体的边界和自我尊严，而自恋暴怒则是完全不同的。后者是一种不成熟、缺乏同理心的愤怒反应，他们会无情地攻击对方，企图通过毁灭他人的方式来恢复自我。

科胡特认为，自恋暴怒的最终目标是通过重新安排世界和外部秩序，来恢复个体的自恋完整感。正如萨尔曼·阿赫塔尔（Salman Akhtar）和亨利·帕伦斯（Henri Parens）在《复仇：自恋性创伤、愤怒与报复》中所讨论的那样，自恋暴怒往往源于对自我权威的削弱，而这种情感反应往往通过极端的报复手段来恢复个人感受到的失控状态。在杨笠事件中，部分男性试图通过抵制和攻击，重新建立他们认为应有的性别秩序和社会规则。然而，这种暴怒反应并不是建设性的，它并不试图解决实际的性别冲突问题，而是一种报复性的宣泄。

集体自恋暴怒与现代性别角色

杨笠代言事件的背后，是传统性别角色的解构与现代社会中性别平等意识的崛起。在现代社会中，性别角色的转变进一步加剧了科胡特所描述的情感脆弱性。男性在这一过程中面临的身份危机和自我认同的挑战，使得他们的自恋性脆弱更加明显，自恋性自我更加依赖外界的支持。

凯瑟琳·珂罗班可（Kathleen Colebank） 在《打破血缘：性暴力与自恋暴怒个案研究》中指出，自恋暴怒不仅是一种情感反应，还常常伴随着对性别角色的恐惧和防御。这种暴怒不仅表现在个体行为中，还会通过集体的形式表现出来。杨笠事件中的自恋暴怒并非仅仅表现为个体行为，还通过互联网社交媒体扩展为一种集体现象。

社交媒体的迅速传播和情感共鸣进一步加剧了这场争议。阿兰·雅各布 (Alan Jacobs) 在讨论「回音壁效应」（echo chamber）时指出，互联网通过算法将具有相似观点的人群聚集在一起，放大了情绪反应，最终导致意见更加极端化。杨笠代言事件中，男性通过社交媒体彼此呼应，形成了一个「愤怒回音室」。这一现象不仅在言辞上表现为对杨笠的强烈攻击，还通过抵制京东及其金融产品的行为进一步升级。

克里斯汀·基弗（Christine Kieffer）在《团体分析如何治愈：团体治疗中的自恋暴怒探讨》中，讨论了自恋暴怒在团体环境中的表现。她指出，团体设置中，个体的自恋性脆弱容易被触发，导致团体中的冲突激化。但与此同时，团体也可以成为修复性自体客体经验的场所，帮助个体通过群体的支持获得归属感和认同。可惜，在极化、分裂的回音壁之中，这种修复可能很难达成。

最后

杨笠代言遭遇抵制事件不仅是一次商业风波，其实也是中国男性在面对性别角色转变时的身份危机的体现。科胡特指出，自恋暴怒的核心是对自我理想化形象的防御，而这种愤怒在现代社会中，尤其是在性别平等运动的背景下，变得尤为突出。中国男性在这一过程中表现出的自恋脆弱性和身份焦虑，恰好反映了他们在传统性别角色解构中的失落感。这次事件之中的自恋暴怒同样不仅仅是个体的情感反应，还反映了更为深刻的社会和文化变迁。

参考文献

Kohut, Heinz. Thoughts on Narcissism and Narcissistic Rage (1972).
Terman, David. Aggression and Narcissistic Rage: A Clinical Elaboration (1975).
Harrang, Caron. Psychic Skin and Narcissistic Rage: Reflections on Almodóvar’s The Skin I Live In (2012).
Colebank, Kathleen. Breaking Blood: A Case Study of Sexual Aggression and Narcissistic Rage (2004).
Ornstein, Anna. The Fate of Narcissistic Rage in Psychotherapy (1998).
Akhtar, Salman, and Parens, Henri. Revenge: Narcissistic Injury, Rage, and Retaliation (2014).
Kieffer, Christine. How Group Analysis Cures: An Exploration of Narcissistic Rage in Group Treatment (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