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从科胡特开始的。
在芝加哥精神分析学院的时候，读科胡特的书像回家一样。我跟所有人说 I was born as a self psychologist。自恋损伤几乎是我工作的每一个中国来访者都会呈现出来的东西，自体心理学对他们来说太贴切了——它成了我的基底。刚开始写论文的那几年，哪怕是应用精神分析，也都是从自体出发的。
然后我走了很多地方。去 Tavistock，让我更恨克莱因了。学关系学派，后来发现它也有太多需要挑战的东西。一路走，一路剥，一路反对——我在「塔维笔记」和去年的「波士顿笔记」里都写过这些，读者应该不陌生。
但是现在——精神分析训练进入最后一年——我发现自己又回来了。回到了自体，加上拉普朗什 （Laplanche）。
见山是山，见山不是山，见山还是山。
只是回来的人已经不一样了。现在的 self psychology 不再是我认同的理论，而是我创造的理论。 它可能已经不是科胡特的 self psychology，而是属于我自己的。
今年初我在 Substack 上写过这样一段话：
这件事，用精神分析的语言来说，叫弑父。
在他们的场地上
今年我自己最看重两项学术成果。
第一个是 “Self-Hollowing: Ghosts Within Ourselves” 发表在老朋友 Psychoanalysis, Self and Context——这是一篇自体心理学与安德烈·格林 （André Green） 的「死亡母亲」 （dead mother） 之间的理论整合。这两个是我最重要的理论传统：一个是我的临床基底，一个是我在后 Tavistock 时期最重要的理论发现。把它们桥接起来是迟早的事，但落到纸面上还是第一次。还只是很基础的临床理论整合工作，但这是我的第一步。
第二个是拉普朗什的临床论文 “Compulsive Translation and the Defensive Production of Certainty”。拉普朗什一直以来理论极强，但在临床上的发展相对不足——这是一个公认的空白。我觉得这篇论文是我自己一个真正的理论贡献。它拿了今年美国精神分析协会 （APsaA） 的 Lee Jaffe Candidates’ Council Paper Prize。
但它对我的重要性远不止获奖。
在西方精神分析的学术环境下，身份政治的权重很高。作为一个中国酷儿，我一直有一种恐惧：我被认可，是因为我的身份，还是因为我的思想？ 你在学术会议上坐下来，分析师们看到你的面孔，第一反应常常是好奇你的「文化经验」。酷儿论文拿奖、中国主体性的 presentation 被邀请，当然值得高兴。但那个声音一直在：他们想听的是「中国酷儿」这个位置本身，还是你站在那个位置上说出来的东西？
这篇拉普朗什论文给了我一个答案。我没有写任何跟中国、酷儿体验或佛教相关的内容。匿名评审，评委不知道我是谁、来自哪里。当我完全剥掉了身份位置，仅仅依靠临床思考和理论发展去站上那个领奖台的时候——是我的思想站在了那个位置，是我的理论贡献站在了那个位置。
当然，今年还有中国酷儿相关的论文 “Ghostly Persistence” 发表在 Journal of LGBTQ+ Mental Health，也拿了 Outstanding Trainee Paper Award——我的身份经验本来就是我的研究资源，我不否认。但拉普朗什这篇告诉我，即使抽掉这些，我的理论工作本身站得住。
约稿和 presentation 大幅增加了。去年所有的邀请我还可以想都不想全接，因为都是好机会。今年已经不行了——我得判断每一个是不是跟我最核心的研究问题相关。这件事本身就标志着一种我之前没有设想过的位置。
弑父
弑父当然包含愤怒。如果不愤怒，弑的就不是父，只是一个你不在乎的路人。
我在 APsaA 的 AI 委员会工作，已经在 CAI Report 上发表了两篇文章。精神分析与 AI 的交叉点非常前沿——一个在精神分析训练中同时深度研究 AI 的人确实不多，很多人想听我的声音。但恰恰因为站在这个位置上，我对精神分析同行谈论 AI 时的那种理论懒惰，看得格外清楚。
最近让我非常来气的一件事：看到同行翻译了 Lemma 的新书 Psychotechnical Becomings。Lemma 的导论书是中文领域非常重要的精神分析入门读物——几年前我也是看着那本书走进精神分析的，可以说她是我的启蒙老师之一。但这次她谈 AI，沿袭了近年的惯性，做的是非常糟糕的理论工作。精神分析师一谈到 AI，就好像突然忘记了自己受过的所有训练——不去倾听、不去悬浮注意、不去处理自己的焦虑，直接跳到道德判断和文化批评。他们做的事情，恰恰是他们教来访者不要做的事情。
气得我看完第二天立刻在 Substack 上写了一篇帖子，题为 “When Psychoanalysts Talk About AI, They Stop Being Psychoanalysts”。它成了我 Substack 上第二受欢迎的文章。有批评的声音，但更多是学术上的共鸣——显然它触到了大家知道但没有人说出来的东西。
用曾经带你入门的那本书来练弑父，大概是最经典的精神分析叙事了。
还有一件事。今年我受邀参与的论文集之一，主题是精神分析与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同书的所有作者全是我最欣赏的学者——所谓学术追星最高的成就，大概就是和自己最爱的理论家们合著一本书吧。
我选了克莱因作为对话对象。
关注我的读者应该都知道我是一个旗帜鲜明的 anti-克莱因。但如果诚实地回顾，我之前写下的更像是抱怨——在 Tavistock 读书的时候，克莱因的东西让我身体上非常不舒服，我在 term paper 里写了，但没有系统地、在理论层面正面回应过。当时接到邀请，我还非常纠结：这么糟糕的理论到底值不值得我去 engage？
后来我觉得还是得写。糟糕的不只是理论本身，更是理论如何被糟糕地使用，这些需要有人说出来。
所以今年这一章，我终于要做这件事了。用我自己的理论，用理论本身的语言，去正面指出她的问题在哪里，去说清楚她的哲学前提为什么导向了危险的推论。从「我不喜欢克莱因」到「我来告诉你为什么这条路走不通」——这中间的距离，就是弑父的距离。
有一件有趣的事：我发现自己用英文写作会比用中文写作愤怒得多。我的 mentor 说，就「英文写作带来的愤怒」这个现象本身，都可以再写一篇 paper。我自己倒觉得这不奇怪——或许弑父需要一种语言的距离，在英文里我可以更直接、更不留情面。或许那个愤怒本来就在那里，只是换了一种语言，它找到了出口。
我们的教育
弑父只是一半。另一半是创造。
去年我写到精神分析教育的去理想化，写到「在缝隙里起舞」。那个缝隙要自己创造。今年，它在变大。
Substack 上有一个叫 Rendering Unconscious 的项目，最近有人称赞它说：我们都如此痛恨精神分析教育，但 Rendering Unconscious 做了一件非常好的事——它创造了自己的精神分析教育。去年我参加了 P-HOLE 的解放性精神分析项目——他们也在创造一个 alternative psychoanalysis。恰恰是受到他们的启发，我更清楚地知道了我想在中国做什么：这也是去年波士顿笔记的题目：创造一种属于自己的精神分析教育。
这就是博雅精神分析的来处。「博雅」是何苦开心旗下的精神分析学习项目——一年三门课，通讯，答疑，社群。我们的成员叫「梦行家」。它没有学时认证、没有机构背书，但它在做的事情，和我在最好的精神分析教育中经历过的一样：创造一个可以安全地思考的空间，然后在里面一起读、一起想、一起写。
今年，博雅正式成了一个研究项目。12 月我会在伦敦 FreePsy 的会上 present 博雅的教育模式与理念，目前也在申请 Division 39 的 grant。何苦开心也正式成了一个双语品牌，在尝试做连接中英精神分析社群的桥梁，用两种语言写甚至几乎完全不同的东西——今年我在 British Psychoanalytic Foundation 做了关于中国主体性的 presentation，也入选了 IPA 的研究项目。何苦开心和博雅都被我带到了英国和更远的地方。那边的人知道了梦行家，知道了我们在做什么。
但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
博雅是今年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一件事，而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梦行家给我的东西。
说实话，所有梦行家给我的，比我 offer 的多太多。大家真正把自己带了进来，真正去思考、挑战我、给了我很多新东西。我在学院里找不到的那种活力——在不务正业里、在写作里、在委员会里辗转寻觅的——它就在梦行家身上。是他们让我看到了精神分析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让我觉得重新有了希望。
而且大家都想写。想要学习怎么写得更好。这是让我最感到受鼓舞的地方，也当然是我们之后一定会做的方向。
在西方精神分析的话语体系里，中国的声音太少了——少到他们可以假装听不到。只有我们多说、占据更多的位置，中国精神分析的声音才有可能被听到。 这件事不能只靠一个人。它需要我们的同伴都去发出自己的声音。今年我也会进入一个中国相关的期刊做编委，正式为这个学术社群做一些服务的工作——不只是自己写，还要帮更多人的声音被听到。
梦行家已经让我听到了他们的声音。他们的声音非常非常美。
你们的声音值得被更多人听到。
写作者
写到这里我发现，我还想说的其实跟精神分析训练没有直接关系了——但它跟弑父有关。
当我即将毕业、即将拿到精神分析师认证的时候，我发现精神分析师对我来说甚至已经不是一个最重要的身份了。
今年发生了一件很私人的事：我终于可以 claim myself as a writer。
我从小就写，写了半辈子。但之前好像一直没办法真正去认领这个身份——精神分析师、学者，都可以说，唯独 writer 这个词卡在那里。今年，它松动了。我不知道是什么让它松动的——也许就是这七年的训练。这七年的精神分析训练，让我身体里面融化的那些东西，成了一种汩汩冒出来的泉。
我有很多话要说。我也终于允许自己说了。
现在我非常热切地在写。认真地、正经地写，不再作为 side project 来写。要面向投稿、发表、出版地写，和重要的人一起写，去创造真正意义上的 legacy。不光是学术论文——autotheory、小说、非虚构，什么都写。精神分析给了我语言，给了我敏感度，给了我对于人的理解；但精神分析本身也只是一个位置。精神分析师是一个「为另一个人在那里」的位置，而写作是一个「我自己存在」的位置。 它们互相喂养，都是我的一部分——但也只是一部分。
所以，精神分析训练的最后一年，当然要弑父。
但弑父之后，长出来的那个人，不只是一个更好的精神分析师。
精神分析训练好不好、糟不糟糕，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因为它的糟糕不再与我相关。
重要的是我自己。是我和你们。
或许还是要感谢精神分析训练这一路的旅程，过程本身就是答案；更感谢我自己，允许我长出来了自己的形状。
我喜欢这个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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