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到的 517 专题：本文整理自布莱克纳关于怀特研究所 （William Alanson White Institute） 同性恋历史的讲座，根据中文阅读习惯有所调整和删节。如需引用，请以原始英文资料为准。
在引入 Mark 的表达之前，我想明确指出，课堂上的恐同仍在不断发生。五年前，我的课上，一个候选人问：这个女病人喜欢女性，我们怎么理解？——这个问题本身就是恐同：它预设了女性受到女性吸引是需要被「理解」和诠释的事。我的督导 Tom 说：「这个女性受到女性的吸引。这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精神分析不为美好的事提供诠释。」这些年我一直不断讲述这个故事，因为它们不只是故事。它们仍然活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是以每个人都需要警醒。
隐藏在明处的同性恋
哈里·斯塔克·沙利文 （Harry Stack Sullivan） 是人际精神分析的创始人，也是怀特研究所 1943 年的创始人之一。
他是一位同性恋男性。
1928 年，沙利文在谢泼德与伊诺克·普拉特医院 （Sheppard and Enoch Pratt Hospital） 建立了他著名的精神分裂症病房，治愈率惊人，让他获得国际声誉。人们一直知道，病房里的病人和工作人员都是男性。
但事情并不止于此。
1981 年，心理学家肯尼斯·沙特兰 （Kenneth Chatelaine） 采访了最后几位仍在世的精神卫生助理，并将访谈写进了他的书《哈里·斯塔克·沙利文：形成岁月》。这些助理说：沙利文病房里的所有病人都是男同性恋，工作人员也都是同性恋，或者至少对同性恋友善。
工作人员威廉·埃利奥特 （William Elliott） 回忆：沙利文想照顾同性恋者。他知道他们是同性恋，也知道自己是同性恋。但他自己仍像是站在圈子里，却不真正参与——像一个马戏团的指挥者：你跳，我不跳。到后来，沙利文才某种程度上「让发夹放下来了」。在 20 世纪早期，这是同性恋者之间的说法，意思是向同伴显露身份，类似今天的「出柜」。
沙特兰把这些发现写进了书里。他本已受邀到怀特研究所演讲，但书一出版，当人们意识到他发现了什么，邀请就被撤回了。
2011 年，历史学家直子·韦克 （Naoko Wake） 出版了《私人实践：哈里·斯塔克·沙利文、同性恋科学与美国自由主义》。她设法接触到沙利文留下的 1696 次患者访谈转录——这些资料此前一直被严密锁存。通过这些转录我们知道，沙利文会与病人公开谈论同性恋性经验。当病人问到他自己的经历时，他也会承认。他还会问病人：在一个治疗性病房里，什么会对你们有帮助？
1928 年，沙利文开始与詹姆斯·因斯科 （James Inskoe） 建立关系。詹姆斯后来合法改姓沙利文，两人共同生活直到沙利文 1949 年去世。
但沙利文从未在著作或讲座中透露他的病房是一个全同性恋病房。他通常对外说吉米是他的养子，而不是亲密伴侣。
用今天的话说，他是在柜子里。或者更准确地说，他的同性恋身份是隐藏在明处。
进步与病理化之间
克拉拉·汤普森 （Clara Thompson） 从怀特研究所 1943 年创立起担任主任，直到 1958 年去世。她和沙利文、吉米都很亲近。
沙利文曾在 1926 年听到费伦齐 （Sándor Ferenczi） 的讲座，深受震动，建议克拉拉去布达佩斯接受费伦齐的精神分析。费伦齐对同性恋有比当时大多数分析师更开放的想法，这也影响了克拉拉。
1947 年，克拉拉发表了《精神分析中同性恋概念的变化》，在当时被认为很进步。但今天读来，文章仍保留着一个基本观念：同性恋是一种病理，最好的情况是可以被消除。
她写道：同性恋不过是更一般人格困难的一个症状。它不是某个个案中的根本问题，而只是性格问题的一种表现；当更一般的性格紊乱得到解决时，它就会消失。
这个假设从未经过经验研究检验。但至少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怀特研究所仍有人在教授它。
不过，汤普森也承认同性恋者可以成为优秀分析师。她写道：一个人作为治疗者的能力，会在他与病人的工作中充分显露出来，因此督导有能力作出判断。
这正是当时的复杂性——一方面比许多机构更开放，另一方面同性恋仍被放在病理化框架中理解。
第一位公开的同性恋候选人
伯特伦·沙夫纳 （Bertram Schaffner），美国精神分析训练史上最早公开同性恋身份的候选人之一。
他极其聪明，连跳三级，15 岁进入哈佛，后来专攻精神病学。1940 年被征召入伍，负责对入伍者进行精神科筛查。他以自己能做的方式帮助同性恋者——如果他们不想服役，他给他们免役而不暴露身份；如果他们想服役且他认为能胜任，他就放行。
战后，沙夫纳申请精神分析训练，被纽约精神分析研究所和哥伦比亚精神分析研究所拒绝。1949 年，他进入怀特研究所，训练分析师正是克拉拉·汤普森。
这段分析很能体现克拉拉对同性恋的态度：她愿意让同性恋者接受训练，但更希望他们最终进入异性恋关系。
沙夫纳一度决定要娶一位法国女性，已经计划飞往巴黎求婚。但前一晚，他做了一个梦：他坐在飞往巴黎的飞机上，飞机没有顶棚，并且在空中翻转过来。他把梦理解为警告，取消了行程，结束了与克拉拉的分析，后来找了一个男性伴侣。
沙夫纳在中央公园南边有一个兼作住家和办公室的地方，里面有一间很大的客厅。三十多年里，那里成了同性恋精神病学与精神分析的非正式聚会中心。1982 年，他帮助创立了纽约同性恋与女同性恋精神病医师协会。
他于 2010 年去世，享年 97 岁。
学了解离，却在解离中
1978 年，怀特研究所的毕业生斯蒂芬·米切尔 （Stephen Mitchell） 发表了一篇激进论文《心理动力学、同性恋与病理问题》，质疑分析师微妙推动同性恋病人进入异性恋关系的做法，指出这在根本上是「不分析性的」。
对同性恋临床工作者来说，这篇文章令人振奋。
1979 年，我进入怀特研究所接受训练时，本以为米切尔的文章会被教授和讨论。事实并非如此。
更让我惊讶的，是人们如何谈论沙利文的性取向。我在耶鲁时，导师很随意地提到沙利文是同性恋。但在怀特研究所，许多分析师却说：「嗯，我们并不真的知道。」一位训练分析师甚至问我：「你知道有什么男人和沙利文睡过吗？」
在课堂上，我们学习解离 （dissociation） 与选择性不注意 （selective inattention）。可与此同时，在研究所对沙利文的态度里，这些过程就明晃晃地摆在眼前。
那感觉像是进入了一个精神病性家庭结构：那里有一个巨大的秘密，每个人都努力不知道，或者装作不知道那个显而易见的东西。
当然也有例外。拉尔夫·克劳利 （Ralph Crowley） 曾接受沙利文的督导，他能坦诚、非防御性地谈论沙利文是同性恋。
1986 年，克劳利告诉我一个故事。他曾在会议上听沙利文讲座，讲座后上前提问。沙利文邀请年轻的克劳利去酒店房间继续谈。克劳利对我说：「我们上楼去了他的房间，房间里有两张单人床。沙利文博士躺在一张床上，我躺在另一张床上，我们一直谈啊谈。我确信，如果我当时不那么方正，他会接近我的。」
克劳利后来还和吉米通信。吉米机智又直率。克劳利曾在传记草稿里写沙利文被火化，接着又说他穿着军装下葬。吉米回信说：「火化之后再穿军装下葬，恐怕有点困难。」
课堂上的恐同
厄尔·威滕伯格 （Earl Wittenberg） 从 1962 年到 1992 年担任怀特研究所主任。他对同性恋者并不友善。
在第一年的课程里，威滕伯格告诉我们，他从不参加病人的婚礼——除了一个例外：那个病人曾是他所谓的「巡游式同性恋者」，他把这个人「变直了」，于是参加了他的婚礼。
同性恋是病理、应当被改变的态度，在当时的几门课程里都被教授着。
有一门课要求每位候选人在全班面前做临床访谈。我访谈了一位年轻男同性恋，他正处在精神病性崩溃的边缘。访谈后，讲师问：这个病人的同性恋是否可以被治疗？我的同学凯西·怀特 （Kathy White） 很有勇气地说：「我觉得这个人还有更大的问题要处理。」
在梦的入门课程中，讲师呈现了一个梦：坏掉的管道，后来管道修好了。他告诉我们，坏掉的管道代表同性恋，修好的管道代表病人获得了异性恋。
这个例子被继续教了二十年，直到大约 2003 年，一些勇敢的候选人提出抗议。（类似的事情今天仍在课堂上不断发生。）
1992—1993：密集发生的转折
1992 年，威滕伯格结束了对研究所长达三十年的领导，玛丽·卢·莱昂内尔斯 （Mary Lou Lionels） 成为新主任。她对研究所来说像是一股新鲜空气——对创新想法持开放态度，也鼓励人们冒险。
先从艾滋病说起。
今天已经很难重新传达艾滋病流行早期有多可怕。大多数患者都是男同性恋。我们这些同性恋临床工作者，被转介了大量罹患这种可怕疾病的人，而政府对这场流行病的冷漠传递出一个信息：他们并不在乎同性恋者是否正在死去。
因为许多怀特研究所同事私下问我关于艾滋病的问题，1990 年，我向诊所负责人提交了一份提案，建议为艾滋病患者、亲属和照护者建立临床服务。
我没有收到任何回应。
我认为，这正是系统性偏见的主要标志之一：什么都不做。
1992 年，玛丽·卢成为主任后，我在怀特研究所做了一场关于精神分析与 HIV 的报告。讨论中，玛格丽特·温克勒 （Margaret Winkler） 突然问：「为什么我们作为一个机构，没有为这场流行病做些什么？」
诊所负责人回答：「布莱克纳已经提交过一份提案。」
这才是怀特研究所 HIV 临床服务的开始。许多不同世代的人自愿投入，从候选人到资深教师。它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去打开关于同性恋的理论谬误，也给了我们一个机会，以研究所此前从未有过的开放方式谈论性。
同年，《精神分析对话》发表了一篇个案报告：一位对性取向不确定的男性，被受科胡特 （Kohut） 影响的分析师治疗。个案有一个据说「幸福」的结局——病人开始了异性恋生活。这其实是老旧方法的清楚例子：每当同性恋出现在病人的幻想中，分析师就诠释它的病理性；而异性恋幻想则被鼓励，并不被质疑。
很快，三位公开同性恋身份的分析师写了批评文章。其中大卫·施瓦茨 （David Schwartz） 的标题非常机智：《异性恋癖：不敢说出其目的的爱》。
据我所知，这是公开同性恋精神分析师首次针对临床个案报告中的反同性恋偏见发表批评。
1993 年 12 月，一场里程碑式的会议召开：「开放对话中的同性恋视角」。我认为这是历史上第一次让多位公开同性恋身份的分析师与异性恋分析师——其中有些恐同，有些不恐同——共同发言。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时刻是罗伊·谢弗 （Roy Schafer） 的报告。20 世纪 50 年代，他曾参与研究罗夏墨迹测验中哪些迹象可以揭示一个人的同性恋。而四十年后，他直白描述了大多数异性恋分析师仍如何把同性恋视为需要纠正的病理，并讲述了自己的观点如何演变。
他的妻子丽塔·弗兰基尔 （Rita Frankiel） 在讨论中说：
「我们分析师必须承认，我们曾经对同性恋者犯下暴行。」
2019 年，美国精神分析协会正式为其对同性恋者的虐待性对待道歉。但弗兰基尔的话，比那早了二十五年以上。
五十年后的沉默
1993 年，怀特研究所庆祝成立五十周年。活动中与沙利文传记作者海伦·斯威夫特·佩里 （Helen Swick Perry） 会面。她 1982 年写过沙利文传记，内容全面，但在沙利文的性取向问题上含糊其辞。吉米曾告诉她，他遇见沙利文时是街上的一名青少年性工作者——但她没有把这一点写进传记。
会上，有人直截了当地问：「沙利文到底是不是同性恋？」
首先是一阵沉默。
没有直接回答。
随后是一场极其混乱、充满焦虑的讨论。佩里讲了一个故事——哈里和吉米曾在圣诞节送她丝袜，暗示他们或许对她有浪漫兴趣。
没有人说：「当然，他是同性恋。」
这是 1993 年。距沙利文建立那个全同性恋病房，已经过去六十五年。距他去世，已经过去四十四年。而他的研究所仍然无法说出这个事实。
我的回应，是写了一篇关于同性恋者哈里·斯塔克·沙利文的论文，呈现证据。我在 2004 年于怀特研究所口头发表，次年出版。
沙利文的策略是一贯的：他发表了关于精神分裂症、环境治疗、精神科访谈的重要发现，产生巨大影响。他知道，如果他说出病人与工作人员都是同性恋，大多数人就不会认真对待他的一般精神病学发现。因此，他没有提起。
我认为这个策略奏效了。后来他也得以把这些发现扩展——从反同性恋偏见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出发，进一步写到反黑人偏见和反犹主义对心理健康的有害影响。
重新理解沙利文
格林伯格 （Jay Greenberg） 和米切尔在《精神分析理论中的客体关系》中对比沙利文与弗洛姆 （Erich Fromm）：弗洛姆把适应社会看作最广泛的神经症形式，而沙利文把文化适应看作充分人类生活不可或缺的条件。
如果只是阅读文本，我可以理解这个判断。
但如果我们看沙利文实际活过的一生，会得出很不一样的结论。
1928 年，他为精神分裂症男同性恋建立了一个全同性恋病房——即使放到今天，这也是对社会规范的惊人偏离。他试图改革征兵筛查程序，被军方解雇。他与吉米二十年的关系，是对社会规范的勇敢违背。
当然，这些挑战是有限的。谢泼德—普拉特最终关闭了那个病房。但他显然没有走一条简单适应文化的路。
沙利文一生都在协商一种辩证关系：一方面激进地挑战文化规范，另一方面不得不适应自己时代的偏见。适应的一面，是告诉别人吉米是养子。大胆的一面，是他居然成功这样生活了二十年。
沙利文去世前，曾对吉米说：
「吉米，我死后，如果有人把我称作那个老同性恋混蛋，不要惊讶。」
距他建立那个病房，已经快一百年了。我们作为一个研究所，会公开拥抱沙利文的同性恋身份吗？
还是继续把他曾经保守的秘密也保守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