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整理自一份旧讲座资料。原讲座举办于 2004 年 3 月 6 日，正值妇女历史月（Women's History Month），由芝加哥精神分析学院（Chicago Institute for Psychoanalysis）主办。
今年 3 月「国际妇女历史月」期间，芝加哥精神分析学院图书管理员 John Leonard 将这份资料重新整理，并发送给学院同仁。我读到之后，觉得它非常有现实感。讲座虽然发生在二十多年前，但其中关于羞耻、厌恶、女性身体、法律与厌女结构的讨论，到今天仍然十分尖锐；而且，这些问题并不只属于美国语境，对中文读者而言同样有很强的启发性。
因此，我与 ChatGPT 合作依据原始文字稿做了一次中文整理，并将其编辑为便于中文读者阅读的讲稿版本。这里发表的是整理稿，不是逐字逐句的全文直译；内容以保留原意与论证脉络为主，个别表达则根据中文阅读习惯做了调整。
厌恶、羞耻与厌女的心理学
——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讲座整理
非常感谢。今天能来到这里，我很高兴。
在开始之前，我想先把这场报告献给一位刚刚离世的朋友。她是一位杰出的女性主义学者，也是许多人敬爱的同行。过去几天里，我们都在为她的突然去世而悲伤。因此，今天这场关于羞耻、厌恶与厌女的讨论，我愿意以她的名字开始。
我今天的发言，基于我当时正在写作的一本书：《躲避人性：厌恶、羞耻与法律》（Hiding from Humanity: Disgust, Shame, and the Law）。在那本书里，我想说明的是：如果我们真的想理解厌女、排斥、羞辱，乃至某些法律判断背后的情感逻辑，那么精神分析与实验心理学都能提供重要帮助。
今天我想做的，不是把整本书都讲完，而是先给大家一个轮廓：
羞耻与厌恶，究竟是怎样进入我们的社会生活、道德生活与法律生活的；以及，为什么我认为，这两种情感尤其值得一个自由社会保持警惕。
一、羞耻与厌恶，并不只是私人情感
我们常常把羞耻和厌恶理解为非常私人的感受，仿佛那只是一个人「心里怎么想」。但如果你留心看，会发现它们其实深深嵌在公共制度里。
近些年来，美国出现过一些带有公开羞辱性质的惩罚方式：例如，要求某些违法者佩戴明显标识，或者通过公开展示的方式让他们在公众面前「带着自己的罪名生活」。这类惩罚之所以引人注意，不只是因为它们惩罚了违法行为，更因为它们在制造一种情感秩序：它们鼓励我们把某些人看成低于自己的一类人。
与此同时，在我们社会的另一些领域，又有一种完全相反的趋势：我们越来越强调人的尊严，强调不应以羞辱、污名化的方式对待脆弱者、残障者、边缘群体。于是，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就出现了：
法律究竟是要借助羞耻来维持秩序，还是要保护公民不被羞辱？
厌恶同样如此。它也并不只是一种个人感受。有时候，它甚至会被当作法律判断的基础。某些作品会被说成「令人作呕」；某些行为会被说成「普通人无法容忍」；某些少数群体所代表的生活方式，也会被描述为「冒犯性的」甚至「败坏性的」。一旦厌恶被包装成公共常识，它就很容易开始要求制度替它说话。
而这正是我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羞耻与厌恶究竟在法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它们是否真的是可靠的道德向导？
二、为什么我认为这两种情感尤其成问题
如果我们只是从表面看，羞耻与厌恶似乎都很「自然」。羞耻像是在提醒我们：什么不该做；厌恶像是在提醒我们：什么不该靠近。
可是，如果我们看得更深一点，问题就复杂得多。
在这部分分析中，我主要借助的是客体关系传统，尤其是温尼科特（Donald Winnicott）的工作。温尼科特帮助我们看到，人之所以会如此强烈地依赖控制、完整、自足这些理想，和婴儿早年的无助经验密切相关。
婴儿一开始面对的是一个自己并不控制的世界。这个世界里有他所依赖的照料者，也有他无法掌控的延迟、分离、挫败。正是在这种处境里，婴儿一方面经验到无助，另一方面又发展出一种原初的自恋性要求——要求自己是中心，要求世界能够回应自己，要求不必承认自己的匮乏与依赖。
如果这种发展没有得到良好的承接，那么最早出现的，不只是焦虑与愤怒，还会有一种更深的羞耻：
那就是，对自身「需要别人」「不能控制」「并不完整」这一处境本身的羞耻。
我把它称作一种原初羞耻。
这种羞耻，并不是因为一个人做错了什么，而是因为他作为一个有限的、依赖的、有需要的人而感到羞耻。换句话说，羞耻在这里不是围绕行为展开的，而是围绕人自身的处境展开的。
这就非常危险。因为一旦一个人无法承受自己的有限性，他就会很难与其他人建立真正平等的关系。平等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和你一样，都会软弱，都会需要，都会受伤，都会不完满。对一些人来说，这正是最难承受的事。
三、平等为什么会令人惊慌
温尼科特（Winnicott）曾描述过一个很有代表性的病人。这个人非常聪明，也极其追求完美。他从小在高度焦虑、要求苛刻的家庭环境里长大，很早就学会：只有当自己表现得足够完美、不麻烦、不显露脆弱时，才是可接受的。
于是，到了成年以后，他变得极其僵硬，极其受控，几乎不能真正地与人相遇。他无法把别人当作完整而具体的人来感知，因为别人对他而言，不是互惠关系中的主体，而是威胁自己控制感的存在。
这个病人在分析里说过一句非常重要的话：
「平等最令人惊慌之处在于，那样一来，我们就都是孩子了。问题是：那父亲在哪里？」
这句话之所以动人，是因为它一下子说出了某种非常深的心理结构。
如果没有一个高低有别的位置，没有一个「谁更有力量、谁更知道、谁更完整」的秩序，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承认：我们都同样有限，都同样脆弱。
而这，恰恰是很多人最不能承受的。
从这里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有些人会如此执着于等级、支配、控制，为什么他们无法真正容忍互惠、平等与相互依赖。因为平等会逼迫他们面对一个事实：自己并不比别人更完整。
四、从原初羞耻到厌女
现在，让我们把这个结构再往前推进一步。
如果一个人对自身的人性——对自己的依赖、需要、身体性、脆弱性——感到羞耻，那么他往往不会只是自己默默承受这种羞耻。他会试图把它处理掉。而一种非常常见的处理方式，就是投射。
也就是说，他会把自己无法承受的那部分东西，放到别人身上去。
于是，某些群体就会在文化中不断被赋予这样的含义：她们代表身体，代表依赖，代表失控，代表脆弱，代表可羞耻之物。她们成了那个替我们承受羞耻的容器。
在许多文化中，女性恰恰经常被放在这个位置上。
女性更容易被与出生、养育、依赖、身体经验、分泌物、月经、生育、衰老等等联系在一起。她们因而在文化想象中，更容易承担那种被压低、被羞辱、被贬为「较低层次存在」的角色。
所以，我所说的厌女，并不只是简单意义上的「讨厌女人」。它有更深的结构基础。它常常意味着：
一个主体无法承受自己作为有身体、有需要、会受限之存在的处境，于是把那份羞耻投给了女性。
从这个角度看，厌女并不是偶然的偏见，而是一种情感上的卸载机制。
五、厌恶：对身体性的防御
现在再来说厌恶。
厌恶通常出现得比羞耻晚一些。它最初确实和某些身体经验有关，比如腐败、污秽、衰朽、分解、身体废弃物等等。但现代心理学与精神分析都逐渐看到：厌恶并不只是一个单纯的生理反应。它具有很强的观念性。
也就是说，某些令人厌恶的对象之所以令人厌恶，不只是因为它们本身，而是因为它们象征了什么。
它们象征什么？
象征我们的身体性，象征我们的动物性，象征我们的有限与终将腐朽的处境。
于是，厌恶就成了一种非常特殊的情感：它不是单纯地把危险东西推开，而是在帮助我们把自己和自身不愿承认的那部分存在拉开距离。
换句话说，厌恶常常是一种防御。
它帮助我们说：
「那是脏的，那是低的，那是令人反感的。」
而这句话潜台词往往是：
「那不是我。」
但问题在于，厌恶几乎从来不会只停留在真正的腐败物上。它会迅速扩大。很多社会都会逐渐发展出一种倾向：把厌恶投给特定的人群。某些群体会被想象成黏腻的、不洁的、令人反感的、带着污染性的。不同文化会选择不同的对象：有时是特定族群，有时是底层群体，有时是同性恋者。
而几乎在所有文化中，都能看到一条很强的线索：
厌恶与厌女之间的深度勾连。
这是因为，女性长期被放在一个与身体更近的位置上。她们更容易被文化想象成与血、分泌物、生育、衰老、身体边界的松动相关。于是，对身体性的厌恶，也就非常容易沿着文化既有的路径，落到女性身上。
六、为什么「令人兴奋」与「令人厌恶」会被捆在一起
这里就来到一个特别关键的问题。
在许多文化中，女性一方面是欲望的对象，另一方面又被赋予污秽、可羞耻、令人反感的意味。于是，我们就会看到一种非常奇怪的联结：
令人向往的，与令人反感的，竟然被绑在一起。
这并不是一个无辜的文化事实。它反映的是一种更深的困难：
人们无法平静地面对自己的身体性与欲望，于是他们既被它吸引，又想压低它、污名化它。
所以，女性不是单纯被欲望，而是在一种已经被羞耻和厌恶污染过的结构中被欲望。她成了那个既被追逐又被贬低的对象。
我不认为这种联结是不可避免的。相反，我认为，它更多反映的是文化本身没有学会如何与人类身体性的有限、脆弱与欲望和平共处。
七、法律并不总是中立的
现在我们来到法律。
法律喜欢把自己呈现成中立、理性、去情绪化的东西。但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会发现法律并不总是如此。它有时只是把某种早已流通的情感结构编码进了制度语言里。
以美国对「淫秽」的界定为例。相关法律框架长期把一种判断建立在这样的标准上：一个普通人，依照当代社群的标准，会不会觉得某个作品是越界的、病态的、令人反感的。
表面上看，这似乎只是对公共感受的一种尊重。可如果我们把这个结构拆开，就会发现其中隐藏的问题：
所谓「普通人的感受」，并不是无辜的。
所谓「明显冒犯」，也并不总是中性的。
尤其是在涉及女性身体、女性欲望或更坦率的身体书写时，法律很容易沿用一种古老的文化逻辑：把女性的身体性、主动性、欲望性，与污秽感联系起来。
于是，本来应当被讨论的问题——例如作品是否造成真实伤害、是否构成支配、是否涉及压迫——反而被替换成了另一个问题：
它会不会让某些人觉得不舒服。
而这，恰恰是最值得警惕的地方。
因为很多时候，那种「不舒服」并不是道德洞见，而只是防御性的厌恶。不是对象本身有问题，而是对象迫使观看者面对一些他不愿承认的东西：自己的身体性、自己的欲望、自己的有限，或者自己对女性主体性的恐惧。
从这个角度说，法律如果不加反思地把「厌恶」当成标准，就很容易在不自觉中继承一种厌女的文化传统。
八、一个自由社会应当警惕什么
因此，我并不是在说：所有羞耻感都必须被废除，所有厌恶感都毫无意义。我要说的是：
这两种情感里，尤其有一些形式，是一个自由社会必须格外小心的。
为什么？因为它们特别容易与等级、排斥、污名化结合在一起。
羞耻很容易变成一种从属化机制：
不是说「这个行为错了」，而是说「你这个人低于我」。
厌恶也很容易变成一种排除机制：
不是说「这里存在真实伤害」，而是说「我不想看见你，我希望你从共同体中消失」。
如果一个社会真的重视平等，那么它就必须对那些以「普通人的感受」为名义、实则把某些群体压低的机制保持警惕。
尤其当这种情感结构落在女性身上时，我们更应当追问：
这里究竟是在判断对象，还是在防御主体自身的不安？
九、我们真正该关注的，不是厌恶，而是伤害与支配
因此，在我看来，当我们讨论某些作品、某些性表达、某些被认为越界的文化形式时，真正值得进入法律与伦理讨论中心的，不是它们是否让某些人感到反感，而是：
- 它们是否造成真实伤害
- 它们是否加剧支配关系
- 它们是否把某些人置于屈辱和不平等之中
换句话说，问题不该是「这让我不舒服」，而该是「它对谁造成了什么后果」。
这是一种重要的重心转移。因为一旦我们还停留在「厌恶」那里，就很容易继续用一种混杂着羞耻、身体焦虑与厌女投射的方式来处理公共问题。
十、结尾：一个承认自身人性的社会
最后，我想说，我真正呼吁的，也许是一种我们永远无法完全实现的社会。
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呢？
那会是一个愿意承认：人是有需要的，是脆弱的，是有限的，是会失败的，是并不全能的社会。
一个不再试图通过羞辱别人来掩饰自身不安的社会。
一个不再通过把脏污、低等、可厌之物投给某些群体，来维持自身纯洁感的社会。
一个在制度层面上，尽量不让这些防御性神话来统治我们的社会。
也许，人类永远无法完全放弃那些关于完整、自足、掌控一切的幻想。也许，我们都多少需要一点自我欺骗，才能在这有限的一生里活下去。
但至少，在我们构造共同生活的制度时，在法律之中，在公共判断之中，我们应当尽量诚实一些。我们应当承认：我们都是会受伤的人，都是不完满的人，也都是彼此依赖的人。
在我看来，这正是一个自由社会最值得守住的起点。
谢谢大家。